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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管我是不是女人 只要看我如何做校长(图)

  美国最好的大学是哪一所?《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给出的答案,不是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而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和《时代》、《新闻周刊》并列美国三大新闻周刊,其1983年起每年推出的美国高校排行榜,在全美教育界影响极大。最近八年来,普林斯顿大学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7次独自占领榜首,1次和其他大学并列第一。

  “这是不是意味着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是全美最好的大学了?”记者在电话里向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校长雪莉·蒂尔曼问道。电话那头,传来“哈哈”的笑声。随即,雪莉·蒂尔曼回答道:“排名只是评价学校的标准之一。”

  3 月中旬,雪莉·蒂尔曼来到上海进行为期两天的短暂考察。赴沪前夕,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专访。
常春藤第二位女校长

  雪莉·蒂尔曼是常春藤联盟(TheIvyLeague)有史以来第二位女校长。常春藤联盟由美国东部八所顶尖高校组成,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在雪莉·蒂尔曼2001年9月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之前,常春藤联盟只有一个女校长:1994年出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朱迪斯·S·鲁丁。如今,常春藤联盟里已有四位女校长。

  从上任到现在,蒂尔曼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近7年的校长。担任校长之前,她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分子遗传学专家,从事干细胞方面的研究,主管普林斯顿大学路易斯-辛格一体化基因研究所。
蒂尔曼曾参与过世界第一个克隆哺乳动物基因实验,并在2001年成功地促使干细胞研究问题第一次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话题。

  2000年10月,蒂尔曼应邀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几个月后,委员会其他成员发现她的教育理念比较特别,“我们何不考虑让她作为候选人?”于是,就在遴选委员会宣布新校长名单六周前,蒂尔曼退出了委员会,变成了校长候选人。

  六周以后,蒂尔曼成为普林斯顿大学257年历史里第一个女性领导人。她上任的这一年,距离这所大学第一次招收女学生才32年。回想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蒂尔曼说:“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对美国和世界都很重要的角色。一想到自己将在这个职位上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未来,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

  作为一所常春藤名校,创建于1746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诞生过很多名人:两位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和伍德罗·威尔逊、科学家爱因斯坦、诗人T.S.艾略特等。著名华人学者华罗庚、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也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注重传统是这所美国第四古老大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中,有一道“费兹兰道夫门(FitzRandolphGate),修造于1905年,只有重要人物来访和毕业生离校时才打开。

  1970年,应1970届学生的要求,费兹兰道夫门永久性地打开,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不再是一个遁形于世外的象牙塔,而要对社会开放和负责”的象征。可是费兹兰道夫门开放没多久,流言就产生了:上学期间通过此门的学生将毕不了业。虽然没有切实的证据,很多学生还是宁愿相信这是真的,避免从此门经过。

  在哥特式校园的保守氛围下,蒂尔曼的上任以及她后来的所作所为,才如此引人注目。

  “不要管我是不是女人”
  雪莉·蒂尔曼刚上任时,外界不约而同地在她的校长职位前加一个“女”字。她总是毫不客气地回敬:“不要管我是不是女人,只要看我如何做校长。”

  不过,不愿意被人称作“女校长”的蒂尔曼,还是做了不少只有女性才特别关注的事情。

  还没有在校长的位子上坐热,蒂尔曼就发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研究型大学,对大学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男女教师平等状况进行了调查。两年后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和工程学女教师地位有一定改善:2002年,女教师在这两个领域的比例从10年前的9%上升到14%,获得职称的女教师由6%增加到13%。但是女性地位的进步是不均匀的,比如在分子生物学系,女教师的比例由30%下降到19%。此外,调查还显示,尽管女性和男性获得学位的人数差不多,但女性薪酬少,升职时间长。

  调查完成之后,蒂尔曼就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和保留科学和工程学领域高智商女教师的措施。“首先,学校在财力上支持我们所有的初级职员和资深职员,但是在实施资助的时候密切关注性别平等;其次,我们在有关家庭和事业的政策上作了很大改进:如果一个教师在担任助理教授期间有了孩子,那么他(她)用来完成科研任务的时间则自动多出一年。”蒂尔曼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努力,能让女教师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更好地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

  这些政策实施后,普林斯顿大学女教师地位明显提高,仅以工程学院为例,女教师数量就由1997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15.4%,更培养了多个成就显著的女工程师,其中包括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的娜奥米·雷纳德,以及后来成为耶鲁大学工程学院第一位女院长的凯尔·范德里克。

  女校长治校的女性关怀,和她本人的经历有关。蒂尔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离婚时,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只有六个月。她告诉记者:“我是在搞科研和教学的同时,带大了两个孩子。我知道兼顾两者有多难,所以我希望让下一代女科学家的道路不要这么艰幸。”

  受到质疑的校长

  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得以改善,雪莉·蒂尔曼却受到了质疑。

  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具保守内向的学生杂志《普林斯顿保守分子》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妈咪大学》的文章,批评雪莉·蒂尔曼以“母亲般”的政策改造校园生活,以“集体主义”政策取代个人权利和责任,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渐行渐远。

  争议的核心是雪莉·蒂尔曼提拔了一些女性担任大学的高级职位。自2001年上任以来,蒂尔曼一共任命了四位女性高级管理者,她们的前任全是男性。蒂尔曼的人事安排,被批评者说成是“平衡性别”的产物。

  此前,类似的言论也出现在主流校园报纸《普林斯顿日报》一篇社论中:“难以置信,一股崛起于常春藤联盟的女性势力,把一种完全盲目的"性别判断",大张旗鼓地确立在普林斯顿大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拒绝接收女学生,少数民族裔学生只有少量人能入读该校,它被评论为“常春藤联盟中最保守的学校”。蒂尔曼带来的变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截然相反,被某些保守的师生说成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在蒂尔曼的支持者看来,她是给陈腐的普林斯顿传统注入了新鲜血液。

  B=外滩画报

  T=雪莉·蒂尔曼(Shirley M.Tilghman)

  做校长最大的挑战是预见未来
  B:您曾在西非塞拉利昂一个中学教过两年书。为什么要去塞拉利昂呢?

  T:我想对发展中国家有所贡献。那时塞拉利昂刚独立,我觉得自己可以为这个国际教育系统的发展作点贡献。

  B: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T:那两年,我见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是如何自我管理、如何处理关乎生存和死亡的事务。同时,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经历,也让我对自己所成长的文化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

  B:您认为做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最难的是什么?

  T:我觉得最有挑战的是能准确预见未来,意识到我们的优势和不足。

  B:作为校长最担心什么?

  T:担忧联邦政府对科学和教育的支持。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做得很对,对科学和教育不吝投入,美国还要加强。

  B:当您退休的时候,您希望普林斯顿大学是什么样子?

  T:我希望它能培养出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也希望它的教师是最好的。

  B:这份工作是如何改变您以及您对自己的看法的?

  T: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份工作,想到这一点,我就很满足。

  B: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T:永远不满足已经拥有的,力求做到完美。

  把师生比例控制在1:6 以内

  B:近些年来,常春藤联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争议,比如说它们过于奢侈浪费,占用了比公立学校更多的资金,部分造成了公立学校的财政困难等。不仅如此,常春藤联盟还从公立学校抢夺了优秀的师资以及公立学校的项目经费。您认为呢?

  T:美国教育因为有常春藤联盟中这样的私立大学和非常成功且具备竞争力的公立学校而受益匪浅。我认为政府应当继续支持两种系统。当我听到这种抱怨私立大学的评论时,就会联想到有人提议削弱丰田的竞争力以增强美国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这样的建议上不了商业台面,同样将公立大学的衰弱归因于私立大学的评论也上不了教育台面。

  B:有人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是常春藤联盟中最保守的,您认为呢?

  T:我认为这种说法一点证据都没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美国几个主要党派都有支持,我认为你说的是15年前的情况,和今天一点也不一样。

  B:普林斯顿计划到2012年前把本科生从4700多人增加到5100人,为什么要扩招?

  T:过去30年里,我们的本科生人数保持稳定的数量,没有增长,但每年的师资力量增长1%。扩招500个本科生正好把师生比例控制在1:6以内,这对一所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非常重要。

  B:您如何看待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竞争?

  T:普林斯顿和哈佛是两所非常不同的大学。哈佛最有名的是它的研究生院,医学、商业、法律这些学院是哈佛的强项,而普林斯顿就没有这些学院。我们的优势在于“规模小”,而且我们极其关注本科生教育,效果明显。

  B:为什么普林斯顿不设立医学院和法学院?

  T:这需要时间。学校董事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觉得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一个学校,必须确保两点:一,最好的本科生教育质量;二,真正的博士。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的实力。

  和其他三位女校长是好朋友

  B:作为常春藤联盟的四位女校长之一,能谈谈您对另外三位的印象吗?

  T:我们四人是好友,我和其中的两位联系密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加德曼是我任命的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个教务长,是学校的二把手;布朗大学的校长西蒙斯是我在普林斯顿做教员时的副教务长。我和以上两人有着多年的交情。此外,我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有过几面之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B:你们通常会聊些什么呢?

  T:什么都聊,比如我们各自的子女,子女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有我们在高等教育中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B:从其他几位身上学到了什么吗?

  T:一定的。鲁斯·西蒙斯对于如何鼓励学生团体的多样化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我前段时间还请了西蒙斯给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上了一堂课,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她更有经验。

  B:你们四位都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很少有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

  T:我们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我的孩子分别是25岁和27岁,我们都度过了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中找平衡的时期。

  B:哈佛前校长萨默斯说,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数量不足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那时候您似乎非常愤怒,并且和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发表了共同宣言。

  T:首先,我并不是愤怒,我和另两位校长所发表的联席声明并不是一个“愤怒”的产物,这个声明的目的是阐明我们认为此争论的重点所在—哪些社会因素造成女性在科学研究中的数额不足。萨默斯先生认为数学和科学测验中得高分的女生数量不及男性不是社会原因,而我们认为“文化和社会原因”极其重要,而且“对女性的低期望造成的危害将比歧视女性的危害更大”。

  2008-03-13 总第 27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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