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
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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