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祖：探究一方古印

　　印学作为一门偏门的学科，从古至今，人们对它的系统研究和整理少之又少。上海博物馆古玺印研究专家孙慰祖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印学专家，他的古玺印研究解开了众多历史谜团。他相信，印学是一把钥匙，掌握它便能够鉴证历史甚至改写历史

　　年过半百，孙慰祖越来越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从小学习篆刻的他，过去想成为一个书法篆刻家，如今却在上海博物馆从事着古玺印研究，但古玺印研究在国内又长年成不了气候。10年前，孙慰祖甚至曾被澳门媒体称为“中国内地唯一一位专业研究古玺印者”。直至现在，由于断代模糊、资料凌乱，“我们都没有条件编纂出一本中国篆刻史。”

　　于是回顾过往，孙慰祖产生了这样的感叹：“我不但没有成为学者，现在呢，也不太像是一个印人了。”

　　这么说是过于谦虚了。如今孙慰祖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印学专家。他的古玺印研究解开了众多历史谜团。而他的名气也带动了上海博物馆和它的“中国历代玺印馆”成为全球古玺印研究领域的“地标”。

　　但这句感叹也确实是孙慰祖真实的心理写照。他并不想成为学者，也丝毫没有想过要肩负起复兴印学的使命。按孙慰祖的话说，他不过是一个痴迷篆刻到“走火入魔”的人。由于太过喜欢而产生好奇、由好奇进而亲自去寻找答案。只是恰好这些答案也填补了印学的空白。于是篆刻家没有好好当，专家学者的身份却伴随孙慰祖走过了23年。

　　一个苍白的学科

　　1985年，孙慰祖进入上海博物馆的时候，人们对于古玺印研究的意识还非常淡薄。孙慰祖对博物馆领导说他喜欢篆刻、印章，于是就被草草分入了青铜器部。

　　相比起来，与孙慰祖感情更深的是篆刻艺术。它伴随孙慰祖走过了童年、度过了下乡的日子，它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对印章所知的全部。

　　但其实印学的概念远远超过了艺术本身。它虽是一个非常偏门的学科，但却包括了历史地理、古代官制学、古文字学，甚至少数民族文字学等学科，研究难度却不亚于青铜器或字画等任何一门大学科。

　　因此，纵使中国印章有3000年历史，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它的系统研究和整理却少之又少。即使今天，国内也很少有人能够在这门“小而难啃”的研究中坚持下来。在孙慰祖对古印章燃起兴趣的时候，更是连找一本印谱都很难。

　　1970年，孙慰祖被分配到江西下乡。有了很多空余时间，便用来练字、篆刻。为了找印谱临摹，孙慰祖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借来一本，他都赶紧抄写下来，以备日后详加研读。

　　令孙慰祖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汉印分韵三集》。1971年，孙慰祖到他的篆刻老师顾懋钧家中拜访，无意中注意到了这本珍贵的印谱。这是清代一位贵妇人把汉印上的文字摹写下来，编纂而成的一本字典，便于后人解读汉印上的文字。当时世上所见的印谱大多为过去人们随意拼凑而成，杂乱无章。很少有印谱能够如此系统地总结汉代印文。

　　孙慰祖见到此书当然爱不释手，但他始终没敢开口借书。倒是孙慰祖的另一位老师、顾先生的好友翁思洵帮了忙。他以自己的名义向顾先生借了书，再将它转借给孙慰祖，让他带到江西抄完再寄回上海。

　　从此，孙慰祖每天捧着这本书，细心描写。他将半透明的薄纸覆于书本之上，用毛笔一笔一画地勾描下了书上所有的汉印，然后其一一剪下，贴在笔记本上。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抄了半个多月才完工。

　　十年动乱结束后，书本匮乏的情况有所好转，孙慰祖自己也编起了书。1981年，他协助老师韩天衡编著了一本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历代印学论文选》，首次把历代有关篆刻和印章的研究文字集中在了一起。整个资料查找的浩大工程，更令他深刻体会到了这个学科的“苍白”。

　　以假乱真和以真乱假

　　如同众多文物研究一样，研究古玺印，最关键的两项工程便是鉴定和断代。所不同的是，玺印在古代属个人信物，每一件都独一无二，而且带有独特的历史政治意义。因此在鉴别真伪的时候，就多了一分趣味性。

　　1985年进入博物馆后，孙慰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纂一本《两汉官印汇考》。为此，他走访了全国各地博物馆，亲历了许多有意思的真伪之争。

　　山东在嘉庆年间出土过两方汉武帝中期一位侯爵的金印。现分别藏于北京和山东两家博物馆中。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所藏的金印是真品，但真品只可能有一枚，双方为此多年来一直相持不下。

　　孙慰祖得知此事后，将两方金印相比较，发现两者印文的笔画走势几乎完全一样，甚至连缺损部位都如出一辙，但印纽的差别却非常明显。一枚金印的龟形印纽上，乌龟龟壳比较饱满，形状呈椭圆形；而另一枚则龟壳扁平，形状几乎呈四方形。“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龟纽。”孙慰祖因此断定这枚为假。但是仿品为何在印文上精工细作，却在印纽上草草了事，这令孙慰祖非常疑惑。

　　翻查了古代关于这方金印的各种文字资料后，孙慰祖发现金印的“造假者”，竟是它的收藏者乾隆年间的著名金石学家李仁煜。李仁煜酷爱收藏古代玺印，而且重要藏品大多秘不示人。这方金印便是他的秘藏之一。

　　当时有一位山东督学，名叫汪明鸾，也喜爱古印。有一回他向李仁煜讨这方金印一看。李仁煜知道，汪明鸾看到此印，必会求他割爱，而恰巧自己的女婿这年正好要应试，到时候自己有求于人当然不好回绝。于是李仁煜便偷偷命人制造了这枚假印赠与汪明鸾。

　　既然金印此前都不曾被外人看到，仿造之时，自然不必在印纽上多费周折，只要印文做得逼真，汪明鸾定然信以为真。而这枚赝品流传至今，人们也相沿成习，深信它是真品，即使说到出处来源，这枚赝品都堪称流传有序。这样的伪品，令人称绝。

　　有人费尽心思想以假乱真，也有人磨破嘴皮要把真的说成是假的。如1784年，在日本志贺岛出土的一方“汉倭奴国王”金印。

　　东汉时期，中国称日本为“倭”。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也就是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1784年出土的这方金印，不仅证实了我国文献的记载，更补充了《汉书》的内容。金印上所刻之印文“汉倭奴国王”五个字清楚地表明，当时倭国乃是汉朝的属国。

　　因此，金印出土后，日本人一方面将它奉为国宝，还建立了一个“金印公园”作为纪念；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觉得“汉”这个字非常刺眼。于是近几年，就有人提出这方金印是赝品一说。

　　但孙慰祖却非常肯定，200年前人们根本做不出这样一方假印来。“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印纽，也不知道印文应该怎么刻，更不知道印文内容如何，根本做不了假。”

　　另外，我国还曾出土过一枚“广陵王玺”。这是光武帝在公元58年，也就是“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后一年所封。孙慰祖曾将两方金印的印文相比对，笔画风格完全一样。可见日本这枚金印确真无疑。

　　“关于这方金印，过去100年来也有争议，但那时候的争议没有政治意图，只是因为人们不懂。但现在还说它是假的，只能说是另有阴暗心理了。”

　　巧解历史悬案

　　随着研究的深入，孙慰祖越来越意识到印学是一把钥匙，掌握它便能够鉴证历史甚至改写历史。细究每一个笔画、每一细节，都可能挖掘出一段历史。

　　2002年，孙慰祖撰写《中国古代封泥》一书时，注意到一个疑点。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中曾发现多方封泥，由其中“妾辛追”和“利苍”、“长沙丞相”、“轪侯之印”等封泥，当时人们就断定了马王堆一、二号墓的主人为汉代轪侯利苍夫妇。但三号墓的主人却始终悬而未决。

　　但仔细观察出土的其他封泥后，孙慰祖发现存在两个“轪侯家丞”的封泥。所谓轪侯家丞，也就是轪侯家的总管。按照汉朝的管制学，一个轪侯只能有一个家丞。但细看两个封泥的印文，孙慰祖发现两者的笔画存在着细微差异，可以确定是两枚印章印出。一个家丞只可能有一枚玺印，怎么会产生两枚不同的封泥呢？孙慰祖由此推断，马王堆中葬有两位轪侯。而这第二位轪侯，很可能就是利苍的儿子，第二代轪侯利狶。

　　带着这种想法，孙慰祖再次造访了马王堆遗址现场。结果发现，两种“轪侯家丞”封泥分别出自一号墓和三号墓两个墓室。这更进一步证实了孙慰祖的推断。于是他请管理人员把马王堆出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封泥都拿出来。管理人员说：“有个残的，看不出字，因此也没有发表。”

　　结果拿来一看，封泥下部的笔画清晰，分明是两个字，而其中最左边的两划显然是个“反犬旁”，这又缩小了搜索范围。孙慰祖当场用铅笔按残存的笔画走势填补出缺失的部分，“利狶”两个字赫然纸上。

　　孙慰祖当场就高兴地一拍桌子说：“不得了，今天可以解决问题了，三号墓的墓主就是利狶啊！”一刻钟不到的时间，消息传遍了全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困扰了人们二十多年的谜团，竟是由一枚不起眼的残封泥解开的。

　　23年下来，孙慰祖将这样一个个的案例汇编成册，逐渐填补了印学研究的空白。从两汉到两晋南北朝、再从隋唐官印到北宋私印，孙慰祖一点一滴地整理着中国印章三千年来的发展脉络。每出版一本著作，影响甚至会波及到印章市场。“我出了《中国古代封泥》，封泥就涨价，出了《唐宋元私印》，私印就涨价。可见人们对印章的了解还太过缺乏了。”

　　近年来，关于明清文人篆刻家，孙慰祖陆续研究了几个人。但在他眼里，明清五百年历史，值得写的文人篆刻家还有一百多位。这不是他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但孙慰祖的态度倒是非常从容：“我有生之年，一个一个地做，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样印学研究模糊的状态就可能有所改变了。”本报摄影记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