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汉奸”事件始末

　　余波、影响和终结

　　1938年4月以后，围绕陈独秀所谓“汉奸”事件的纷扰仍然余波不断，只是当事人一方的陈独秀本着“事久自然明”的处事原则，坚持让事实来说话，并未继续进行那些在他看来无聊的辩诬和论战，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向世人说明着事件真相，宁可一直背着“汉奸”罪名离开人世。

　　（一）余波

　　树欲静而风不止。1938年5月，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署名陈绍禹、徐特立的《托派在中国》的小册子，收入宣传反对“托匪汉奸”的10篇文章，其中包括王明的《托洛茨基是什么》和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还有一些批驳1938年之后陈独秀言论的文章，如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等。该文信口雌黄地判定陈独秀《说老实话》一文是宣扬“抗战亡国论”，继续诬称陈独秀“现在一切的言论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务”。总之，收入该小册子的大多数文章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派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而且也是国民党的敌人，“让托匪存在的结果，国民党是同样要吃亏的”，因此要求国民党方面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作为汉奸的东西”加以查禁。这显然是想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封杀陈独秀的言论，甚至消灭陈独秀的肉体。

　　1939年上半年，陈独秀已蛰居江津。在此期间，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来拜访，有意谈起一年前的那场旧案。陈独秀则表示，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自己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但胡、戴要求陈独秀公开攻击延安时，陈独秀表示自己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生喋喋不休之争，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汉奸”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前夕，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署名文章，批判陈独秀谈论时事政治的一些言论，即陈的所谓“最后的政治意见”。文章批评陈独秀旨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是一种“汉奸理论”，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奸本质”。文章同时责问道，国民党的报刊为什么让这种违背三民主义的文章刊登出来？这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坚持对陈独秀“汉奸”问题的指控，这些言论就是陈独秀“汉奸本质"的有力证据。其实，当时陈独秀全部言论的主旨并非在此，批判实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不过，这样的批判态度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

　　（二）影响

　　围绕陈独秀所谓“汉奸”事件的辩诬和论战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这是一起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性质的话题，且事件的余波又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整个事件无论对陈独秀，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对陈独秀的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完全堵塞了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甚至可能回党工作的通道。事件发生前，出狱后的陈独秀确有与党合作抗日甚至回党工作的愿望，而且正在商谈之中。事件发生后，出于对造谣中伤者的无比愤怒，出于“汉奸”罪名的巨大精神压力，即便是在王明争夺党的领导权失败后，陈独秀也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等要他去延安的劝说，再度合作甚至回党工作的大门就这样关上了。二是激起了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冲突，加深了他对中共的对立情绪。虽然陈独秀没有诉诸公堂洗刷罪名，但他晚年发表了许多批评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的甚至是嘲讽和挖苦。在所谓“最后的政治意见”中，更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有这些，不能不承认其中有情绪化的因素。三是严重损害了陈独秀的身心健康，加速了他生命终结的进程。陈独秀是个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一向视个人声誉为生命。在他离开监狱准备有所作为时，横遭一个由自己创立的政党如此突如其来、性质特别恶劣的诬蔑和陷害，其百口莫辩的无奈和奇耻大辱的愤怒可想而知。陈独秀没有怀着喜悦心情去延安，而是戴着“汉奸”罪名前往人生地疏的江津，所受的冷遇、所遭的艰难，都加速了他身体状况的恶化。结果，仅仅63岁的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个事件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利益损害更大。无论是事件始作俑者王明，还是推波助澜者陈伯达，文章以个人名义发表，但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声音。对一个因宣传反蒋抗日而身陷囹圄五年之久的自己政党的主要创立者进行子虚乌有、强词夺理的诬蔑和陷害，而且诬陷的是“人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罪名，自然让一切主张正义的人们难以理解。时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的石西民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回忆，“当时，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新华日报》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也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王明以党的领导人身份，不顾事实，凭空捏造，强词夺理，诬蔑陈独秀是“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我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致使党的威信蒙受了严重的损失。

　　（三）终结

　　在陈独秀头上的9顶政治“帽子”中，“汉奸”是最沉重的一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了人们思想的逐步解放。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13号文件明确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公开作了平反。

　　1991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毛泽东说的“我们的敌人”托派做了新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这条注释，在指出托派错误的同时，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就正式地为陈独秀洗刷了“汉奸”的罪名。同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多处明确将斯大林、王明等强加在托派和陈独秀身上的“汉奸”、“间谍”等不实之词删除，并且说明了所谓“汉奸"说的由来。这是目前最权威、最明确的解释和说明。

　　持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终于以内无实据、外无援引而被彻底否定和澄清。当年由王明、康生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炒作的一场闹剧就此结束。(来源：《党史纵览》 徐光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