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汉奸”事件始末

　　70年前，一场由国内而国外，再由国外而国内的所谓陈独秀“汉奸”事件，一度沸沸扬扬，给党的形象、党的威信和党的利益造成了很大影响，更给当事人陈独秀造成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和精神伤害，直接影响了他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政治走向和路线选择。

　　事件的由来

　　首先需要澄清陈独秀“汉奸”事件起源和传播的几个史实。

　　人们一直把陈独秀“汉奸”事件的源头确定为1937年末和1938年初王明、康生等人发表的3篇文章。其实，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这篇报道与社论，才真正是“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造谣第一声。从这一天起，“托陈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细”这顶使陈独秀含恨终身的帽子。

　　显然，所谓陈独秀“汉奸”事件并非王明、康生首创，也并非起自国内，而是由他人在国外寻衅发端的国际公案。

　　《救国时报》是中共办在海外的机关报，其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任主编，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由吴玉章总负责，创刊于1935年12月9日，1938年2月10日出至第152期停刊，出版高峰期印数达2万，行销4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诸大城市均有销售，并有通讯报道网点。在《救国时报》上发布“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实在是一条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闻，一下子就把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推向国际，提高到与苏联诬陷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的同等地位。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5日的报道依据何在？原来1936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文学丛刊》第7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同时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时，在文尾有一个关于署名的注：“这信由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的笔名。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奉命抵达上海，第二天就与鲁迅接上关系，信中所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托陈派的政治态度以及整肃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联系。两个月后的10月5日，莫斯科的《救国时报》编辑部据《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写成报道，配以社论公之于世，报道称：“其实托派重要分子张慕陶早就公开主张联日倒蒋，托陈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组织的反共防共的花样……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社论更具体地捏造了一系列的托派罪名，如不仅诬陷张慕陶极力破坏冯玉祥部张北抗日，还说他“在天津向日寇告密，以致吉鸿昌烈士被囚被杀”，并说张慕陶串通“其他的反革命的托派分子屠维奇、潘家辰奔走山西，鼓动反共运动，以与日寇的‘联合反共’相呼应”。据此，1938年初，康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陈独秀当时正在汉口，处在毫无政治保障的劣势；而中共中央长江局又在王明控制之下，陈独秀的“汉奸”罪名也就无从洗刷了。

　　《救国时报》从1936年10月5日起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止，连续发表诬蔑、攻击陈独秀的文字多达40余篇，短则千字，长则半版，有时竟满版发表“整肃日本奸细陈独秀”的谤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0月25日，该报第63期第一版首次发布悼念鲁迅逝世的消息，在短短400字的悼文中还写下了鲁迅“对破坏联合战线者如对反革命的托陈派等，不惟尽量批评纠正，而且揭奸发究，不遗余力”这类谣言，同时配发了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全文和陈绍禹（王明）的长篇论文《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王明在文章中说鲁迅“痛恨那些‘所为有悖于现时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和‘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欢迎’的托陈取消派”。这是王明第一次提到托陈取消派，较他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蛮横地提出“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这类诬陷诽谤，要客气得多了。但通过O.V.笔录借鲁迅之名诬陷陈独秀为汉奸，已成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