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会有险恶的子弹射向帕慕克

　　土耳其上诉法院日前推翻了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撤销帕慕克“侮辱国格”案的裁定，讼案还将延续，如果罪名成立，帕慕克将被处以三年徒刑。

　　犯忌言论引发官司

　　2005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瑞士一家周刊的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

”这一犯忌言论引发了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怒火，五位烈属指控其言论伤及全民，并援引刑法301条款“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集体将他告上法庭。土耳其政府自此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的强大压力。2005年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不过转年1月，法官以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其个人权利未受伤害为由，裁定撤销此案。原告不服而上诉。今年1月，上诉法院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内，所谓个人权利的范畴没有明确定义，因而当初的撤案理由不能成立。土耳其英文日报《Today＇sZa－man》分析认为，该裁决为数以千计的国家烈属，甚至每个土耳其人控告帕慕克打开了大门。原告的代理律师凯末尔·克林西兹（KemalKerincsiz）本身就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稍早前，他已经鼓动所有烈属上法院去和帕慕克打官司，把他的诺贝尔奖金统统拿走。

　　列入黑帮死亡名单

　　比起当街遭到射杀的厄运，三年的牢狱之灾也许不算什么。奥尔罕·帕慕克必须小心提防，因为大街上随时会有某个少年举枪向他射击，就像一年前，他们杀死亚美尼亚裔土耳其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Dink）时那样。2007年1月24日，因丁克血案被捕的共犯嫌疑亚辛·哈亚尔（YasinHayal）在被押入法庭前，对聚集于门外的记者们高声叫道：“奥尔罕·帕慕克，放聪明点！放聪明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帕慕克取消了对土耳其移民众多的德国的访问，并登机赴美，盘桓海外数月。极端分子显然不想放过作家，必欲对他实施私刑处决而后快。2008年1月下旬，土耳其各大报章均在头版报道，警方破获极右黑帮“Ergenekon行动”，逮捕13人，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而黑帮的这一切密谋，是要制造社会动荡，以促成2009年发动军事政变。在押13人中，包括地下帮派首领和退役将领多名，其中一人要求追随者立誓：“不杀人便被杀”。前文提到的律师凯末尔·克林西兹亦在其列。但由于事件复杂，该黑帮在军政和法律界的幕后关系盘根错节，因而嫌犯最终是否会被送上法庭，尚难预料。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帕慕克曾经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他树大招风，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使他摆脱险境，反而更加成为极端分子的眼中梁木。仇视他的人认定，诺贝尔奖放大了其言论的影响力，愈加令民族蒙羞，因而自他获奖的那一天起，便不遗余力地对瑞典学院大加挞伐。

　　纸上攻击难防

　　帕慕克或许可以侥幸逃过无尽的讼案和血腥的黑枪，但难防评论家的纸上刀锋。2007年12月22日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书评版刊出封面长文《帕慕克：先知还是伪君子？》，不仅在文中将他称作“忧郁的自大狂”（melancholyegomaniac），还再次非议了他所获荣誉的可信度。在帕慕克广受推崇的西方世界，这样一篇评论必属非同寻常。文章的作者系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女作家克莱儿·伯林斯基（ClaireBerlins－ki），她回述了帕慕克就亚美尼亚人问题所发表的争议性言论，以及他为此遭到起诉的事件，暗示帕慕克有意利用了上述争论，使之成为吸引诺贝尔委员会注意力的“捕鼠器”。“帕慕克是个天才作家，”伯女士说，“但是，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相信，这是个基于文学贡献的奖项。”伯林斯基此文所评图书，乃帕慕克新出的英译随笔和故事集《异色》（OtherColors）。她声称，帕慕克满身皆抑郁，却终不解忧愁为何物。“这些气质无疑可抬升至伟大的文学。”她写道，并以爱伦·坡的名篇举例：“帕慕克的海鸥本来有望成为坡的乌鸦。如果你能让它变得有趣，或令人恐惧。”她又说：“我对帕慕克之忧郁的不满，至少以其《异色》所述观之，并非我怀疑他是故作愁容，而是在我看来，他并未成功将其升华为艺术。”伯林斯基女士又称：土耳其对本国作家的压制，创造出了极为阴郁的文学风格，帕慕克又使这一风格登峰造极。她形容帕慕克为“忧郁的自大狂”———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过于清高，又过于焦虑，并在文中请读者想象一下，如果跟他约会，会是何种情形。“他在餐馆现身时，穿一件黑色高领绒衣，挥舞着一本注释版的《地下室手记》，刻意让封面冲外。”瞧啊，她正把读者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上引，“没过几分钟，他就告诉你，他读的书跟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不一样。‘书是我前进的动力。’他会说。”虽然没见过帕慕克本人，但伯林斯基女士显然不喜欢他这样的男人，觉得他无趣，而且———用中文来说———太酸。她还从《异色》中读出，帕慕克的抑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要成为伟大作家的焦虑，这使他成了一个“可悲的伪君子”———装腔作势的人。

　　他正需要良知的卫护

　　评论家的表达自由无疑应受尊重，但伯女士的攻击式恶评明显令人不快。作家被时代、环境和经历所造就，因而，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帕慕克的忧郁，也许不言自明。对这些，一个寄居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女郎恐怕难有太多的发言权。她只看到这座城市的喧闹，不晓得它的痛苦，只看到眼前的乱象，不晓得那里人民一百年来的迷失。克莱儿·伯林斯基的伊斯坦布尔，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又有多少可比性呢？而即使没有所谓的“捕鼠器”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帕慕克也不会在我的心目中失色分毫。尤其是现在，当作家面临险恶的子弹，当言论的权利遭到恶意的报复，他正需要良知的卫护。好在帕慕克的主要作品，多已有中文版问世。因而，帕慕克到底有趣还是无趣，是否强作愁容，读者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