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笔记中的毛泽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

　　“军”“民”之争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能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居高临下之处。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9具尸体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现场;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究竟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我在国内时参观过被打下来的那架U2美国侦察机，它是翼根被打穿后掉下来的，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

　　我们和蒙古之间还要就此事写一个正式的“纪要”。但在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的性质认定问题，我们在宾馆里一直争执到凌晨两三点还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纪要”上写军用飞机，后来又要求改成“军人驾驶的”，或“军人乘坐的”，反正强调带个“军”字;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架民航飞机，驾驶员可能是空军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别在现场发现了一双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烧掉了，另一只还保存得很完好。我们以白皮鞋为证，说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这架飞机的性质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军”还是“民”，经过五轮谈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欢而散，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9·13”之后，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一座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全部启动起来，而此前半年，这几部雷达并不一起启动，只是单部轮换转动。我还特地到乌兰巴托附近的地空导弹基地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也都架到了发射架上，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入夜后一片灯火通明，闯入的中国飞机使本来就不轻松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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