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常常辜负我们悲伤则未尝(图)

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英国艺术批评家、小说家、画家。1952年，他开始为伦敦左派杂志NewStatesman撰稿，并迅速成为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多部著作已成艺术评论经典。他亦写小说，名篇G.（1972）获英国布克奖。最近20年间，伯格一直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法国小村庄中。据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签下了约翰·伯格所有作品的中文版版权，除了已经出版的四本评论集和最新出版的评论集《抵抗的群体》以外，后续的评论和小说也已在翻译之中。

　　约翰·伯格

　　他们被称为“大象与蝴蝶”———虽然她父亲叫她“鸽子”。她在四十多年前过世，留下一百五十幅小画，其中三分之一归类为自画像。他是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她则是弗里达·卡萝（FridaKahlo）。

　　弗里达·卡萝！就像所有的传奇名字，听起来像捏造出来的名字，但它可不是。她生前在墨西哥和巴黎的艺术小圈子是个传奇人物。如今，她是全世界的传奇人物。她的故事由她自己、迭戈和后来许多人一再讲述。从小罹患小儿麻痹，一场车祸使她再次严重瘫痪，迭戈带领她认识绘画和共产主义，他们的热恋、结婚、离婚、复婚，她与托洛斯基（Trotsky）的绯闻，她对美国佬的厌恶，她的腿被截肢，她企图自杀以脱离痛苦，她的美貌，她的性感，她的幽默，她的孤独。

　　她有些画绘于画布，但绝大部分画在金属或金属般平滑的纤维板上。画布的纹路无论多细，都会抗拒并分散她的观察力，使她的笔触和她画的轮廓太美术性、太人工、太公众、太壮烈、太像（虽仍颇异于）“大象”的作品。想保留完整的观察力，她必须在肌肤般平滑的表面作画。

　　即使在因病痛不得不卧床休息的日子里，她每天早上仍花费数个钟头更衣梳妆。每天早上，她都说，我为天堂更衣！不难想象她镜中的脸，两道浓眉天生连在一起，她拿眼线笔加以强调，化做一道黑括号，框住一双难以形容的眼睛（唯有闭上自己的眼睛，你才记得这双眼睛）。

　　她画心脏、子宫、乳腺、脊椎等身体器官以表达她的感受和渴望，所用的肉体象征手法已被讨论多次。她的手法唯有女人办得到，且史无前例（虽然迭戈有时按自己的方式采取类似的象征手法）。然而在此必须补充的是，若不是画法特殊，这些象征将只沦为超现实主义的新奇玩意。她的特殊画法关乎触感，关乎手及肌肤表面的双重触摸。

　　看看她画毛发的方式，无论宠物猴臂上的毛，或她的前额和太阳穴的发线。每道画痕都像一根毛发从身体的毛孔长出来。姿势与实体合而为一。在她其他的画中，乳头挤出的乳汁、伤口流出的血滴、或双眼淌出的眼泪，都有着相同的肉体象征———也就是说，一滴滴颜料并非在描绘体液，而似乎是体液的分身。在名为《断裂的柱》（BrokenColumn）一画当中，她的身体刺满钉子，让观看者似乎感觉到她嘴里咬着钉子，一根根拿起来用槌子敲进去。她的画之所以独一无二，正是来自于此种敏锐的触感。

　　于是我们发现了她的矛盾。如此专注于自身影像的画家何以从未陷入自我陶醉？人们引述画过许多自画像的凡·高或伦勃朗，尝试对此提出解释。但这样的比较既浅薄且毫无根据。

　　我们有必要回到痛苦以及每当弗里达得以稍事喘息时看待痛苦的观点。感受痛苦的能力是敏感的先决条件，这是她的艺术发出的哀叹。她的残障身躯所具有的细腻感受使她对树、果菜、水、鸟和男男女女等一切生物的肌肤别具兴趣。因此画自身的影像，犹如在自己的肌肤上表明整个易感的世界。

　　评论家说，培根的作品以痛苦为主题。在他的艺术中，痛苦是透过一道帘幕被人观看到，好似透过洗衣机的圆窗观看脏衣服。弗里达·卡萝的作品跟培根恰好相反。帘幕不存在；她是特写画面，以她轻柔的手指进行，一针接一针，不是裁制衣服，而是缝合伤口。她的艺术对痛苦说话，嘴唇紧贴痛苦的肌肤，道出其感知、欲望、残酷及其种种亲近的别称。在当今阿根廷大诗人赫曼（JuanGelman）的诗中可找到类似的痛苦亲近感。那女子求乞，在暮色中猛烈地清洗锅碗瓢盆用鲜血用遗忘点燃她，仿如在唱机上放一盘探戈乐曲着火的街道从她牢不可破的社区落下一男一女走着，捆绑在我们清洗时系上的痛苦围裙仿如我母亲天天清洗地板而日子的脚下有一小颗珍珠。

　　她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的传奇人物，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新世界秩序的黑暗时代当中，痛苦的分担是重新找到尊严和希望的必要前提之一。很多痛苦没办法分担。但分担痛苦的意愿却可分担。而从这种必然不足的分担，产生了某种抵抗。再听一段赫曼的诗：希望常常辜负我们悲伤则未尝。因此有人以为已知的悲伤胜过未知的悲伤。他们相信希望是幻象。悲伤使他们迷惘。卡萝并不迷惘。在她死前的最后一幅画上，她写下“生命万岁”（VivaLaVida）。（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