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明
兴许是张大春的戏谑笔调、杂学风格与虚构色彩太过招眼了,以至于他耗时五载,于2003年推出小说《聆听父亲》时,时人纷纷惊呼,张大春终于肯“认真悲伤”了,大家破天荒看到了一个“弱点的张大春”。
且看当事人的交待如何。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访谈时,张大春曾提到,“台湾有家变传统,但是没有家族书写的传统。”说来奇怪,历经迁徙流离的老一辈作家,应该最多家族书写的素材,但真正完成的作品反而寥寥可数。张大春认为,这些作家因为痛苦太巨大、太切身,反而没有轻松理解的机会,也没有悠游其中的条件。
“不轻也不重”,亦庄亦谐,这确实是《聆听父亲》作为家史小说、家族小说的独异之处。自从1919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一文以来,“父亲”、“家庭”在现代中国的书写中就成了一个沉重的主题。杰姆逊把《狂人日记》、《雷雨》、《家》这一类的家庭小说、家族小说称为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其道理的。而且,这种把家族小说象征化、“感时忧国”化的模式,可谓是一直延续至当代,比如说《白鹿原》。坚决抵制这种象征化和沉重感,在大陆,我只知道有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在台湾,就是张大春的这部《聆听父亲》了。即便这样,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父亲和家史为主题的书写,也还是较罕见的。近百年来,“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让我们的文学史只有大历史而无小历史,只有国史、族史而无家史、个人史,至于当代甚嚣尘上的现世主义,更让“活在当下”的我辈彻底沦为“无历史的人”了。黄集伟称张大春是一位“内地所没有的作家”,这一点我也认同。
在张大春身上,并存着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博杂的学者,这种博尔赫斯式的风格在内地是绝无仅有的。《聆听父亲》中运用了大量县志、族谱,尚属牛刀小试,到《城邦暴力团》的“反武侠”,到“春夏秋冬”笔记体的虚实交织,那个才情昂然、亦庄亦谐的张大春,那个“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张大春,才真正可谓呼之欲出了。(《聆听父亲》,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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