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显露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分歧的寿宴(图)

　　专案组的组成

　　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谢富治（组长）、江青（汪东兴）、肖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真相大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凭伪证拼凑成的，所有指控都不能成立。

　　伪证的制造，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间接的手段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在没有进行调查取证时，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刘少奇“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她武断地说：“刘少奇可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二是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法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的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者逮捕入狱。

　　三是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

　　一开始，江青等人曾寄希望于能找到物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动员全国各地揭发，一方面不惜劳民伤财组织大批人马从报纸堆中查找。在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只好不择手段从犯人嘴里掏口供。据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人。至于因专案组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人。这11人都是江青亲自批示逮捕的。

　　专案组将人抓来之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1968年9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上报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主要就是这种逼供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