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叶至善戴着“帽子”前往河南潢川,进入团中央“五七学校”,他的孩子们早已分别奔赴了密云林场、东北兵团、陕北农村。此时,家里只剩下已75岁高龄的父亲叶圣陶先生,夫人夏满子,儿媳和年幼的孙女。
书信是他们当时唯一可靠的交流方式,几乎每四天就要有一次信件往来,有时甚至更频繁些,不仅“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离散,各地亲属背着“问题”辗转,老老小小病病歪歪琐碎的生活问题要逐一交代,还周详地记录了身边事、国事、天下事,细碎到单位里粮票的取留、院子里海棠丁香的繁败、北京地铁通车,重要到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运动、林彪事件,甚至阿波罗登月、柬埔寨政变,都在信里一一讲到。写出来的是家人间的牵挂,彼此支持,文字背后却有深深的寂寥。
叶圣陶原本正常的工作活动早已停止,只剩下每周两次去参加“学习”或者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他尽量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在书桌旁“看看抄抄”,翻《辞海》,捧着字典读英文小说,将党章、国家文件当语文材料来字字研究,打发时间。叶至善在干校中被分入养牛组,总是5点多(农忙期间要提前到3点多)起床给牛把屎尿,喂牛放牛,晚上拾掇好牛,上床睡觉时已经10点多了。可他并没有把干校生活当成无谓的消耗。
与描述“文革”时期的很多文本不同,这本家书中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恨与怒,父子两人的文字中总是平和、积极,显露出心性的“纯”,甚至多少有一点“愚”,他们努力不陷于消极,可这样,反倒让人读出一种悲凉。叶圣陶、叶至善父子,未必是典型的普通人,毕竟他们在当时是受到“照顾”的“民主人士”,而书信中记录的人生不限于他们自己,还有工人、学生、各种知识分子此间的境遇,看得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父子家书,如此600多页厚厚一大本,以叶至善作为编辑的思路,这是“太不为读者着想”了,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即便只这四年,仍是薄了。(《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叶圣陶、叶至善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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