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导演陈可辛：中国最终会形成自己的好莱坞

　　陈可辛在电影生涯中经历了太多的改变，他拍过《甜蜜蜜》等文艺片，也曾赴好莱坞发展，但随即回归亚洲电影市场。《投名状》是他电影生涯中的第一部古装战争大片。他告诉《外滩画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电影爱到死：“大部分好的导演都生活在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中，觉得拍完了就可以收工了、大家都演得很好的导演太容易满足。”

　　文/张嫣

　　陈可辛是个超人。

　　12月13日，陈可辛的第一部古装大片，投资3亿的《投名状》在国内上映。

半年来一直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直到11月29日清晨才剪完最后一刀，陈可辛浑然忘了刚过去的一天就是自己的生日。陈可辛在去北京机场的路上、机场里和吉隆坡的酒店里，分三次接受记者的电话访问。采访时间不是半夜12点就是早上9点，连过海关前的几分钟都抓紧时间多说几句，直说到手机没电为止。

　　陈可辛的本行是监制，当导演后，香港爱情电影被他做得风生水起，《甜蜜蜜》可谓经典之作；后来做制片人，去好莱坞拍电影；又在亚洲推广电影，《见鬼》、《春逝》都是他制作的亚洲电影；《如果•爱》更是艺术和商业双重成功的歌舞片；如今阳刚十足的《投名状》则是他最新的尝试。在他看来，种种转变正如他夫人吴君如主演的电影《金鸡》的主题—只要能生存，怎么变通都可以。

　　陈可辛说，从拍爱情片去拍歌舞片、动作片，要生存就要变。

　　B = 外滩画报

　　C = 陈可辛

　　《投名状》关于人性、权力和友情

　　B：为什么你的第一部古装片就重拍《刺马》？

　　C：我对张彻的《刺马》一直怀着很深的感情。当年这部电影颠覆了很多东西，比如人性和道德评判标准。狄龙出演的大反派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观众眼中大明星的形象。香港电影对于人性的看法一直是黑白对立，那部电影却表达了“灰”色的一面。小时候，我觉得世界很简单，朋友就永远是朋友。我当时很好奇，姜大卫为什么要杀狄龙？现在想来，《刺马》给了你另一个理解人性的角度。不是脸谱化，没有说教，好坏和黑白都是相对的，都是主观的。这个是我重新创作剧本时的逻辑和概念，当然其他很多情节和想法都有调整，放在这个故事里要讲的还是关于我对人性、权力和友情的看法，只是借《刺马》的故事雏形发挥而已。

　　B：电影的核心是兄弟情吗？

　　C：说到兄弟情，可能《英雄本色》给人的印象最深，拍得很浪漫，有很高的情操，20年来香港电影都没有再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我想表达的兄弟情是在战争大背景下的。故事的主人公经历了14年内战，死去了7000万人，这个数量比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在恐怖的年代下，在生死无常的状态里，人性更能表现出它的“灰”，不是黑白。在那样弱肉强食的、人吃人的战争世界里，道德观受到冲击，兄弟情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利益化的、实用主义的兄弟情。《投名状》既有商业电影基本的元素，但更有深入刻画人性灰暗的一面。

　　B：这样的兄弟情是一个悲剧。

　　C：我以往拍的电影最后也许是个悲剧，其实还是有希望的。比如爱情以悲剧收尾后还是可以往前看的。但在《投名状》里，最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人都死了，生命终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以我个人的理念看，即使选择悲剧也不会让人觉得很压抑或者郁闷。在我的电影里永远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即使最后很惨，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也还是不错的。

　　B：《投名状》是古装片，但又不完全是武打片，也不完全是战争片。

　　C：对《投名状》我还是想用“英雄片”这样来概括。“英雄”二字包含了很多意义。《英雄本色》就拍出了豪气的感觉，里面那种很阳刚的感觉，比如被人用枪指着头，说这样的台词：“我已经不做老大很多年”，很畅快地把台词喊出来的感觉。我想拍这样的戏想了很久，看过《投名状》的人都说“这不像是你以前的戏呀，打打杀杀，很男人的。”其实电影都是导演心里想出来的，肯定是我内心就有的东西。

　　B：据说从剧本开始，你就不断修改，写了又写？

　　C：我是电影开拍前做制片人，等电影开拍了我就变成了一个挺任性的导演，所以需要我的副制片人管着我，我管不了自己。电影就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我是一个很难满足的导演，很不死心、很贪心的人。写剧本的时候，可以改得再好就要再改，剧本永远是改到最后一秒。剪片的时候也是一样，就算到最后一刹那都有新的可能性。比如徐静蕾的那段戏，我就改了很多。她最后的一场戏怎么演，怎么终结她这个角色，我又在改，又在写，直到明天要拍，晚上才传给她最后一个版本，最后演出来我还很满意。我在男人戏里用了有限的篇幅塑造了这样一个角色，这个女性对生活中的各种权利有需求，其实这是一个现代女性的角色。整部电影都是在讲现代人的故事，我一直觉得那些古装片里大仁大义的东西很假，是反人性的。人有恶的一面，应该是立体的，而不是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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