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是男人们的事情”(图)

波伏瓦

　　前些年我读书那会儿还见识过几位自称“存在主义者”的人。不是一场见识的，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时间跨度在三年以上，但气质上却如出一辙，抽烟，眼神黯淡，表情有点苦涩。存在主义是他们水到渠成的身份证，是对心绪持续不佳分量十足的安慰。有信仰是好事，只是跟当年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吹吹打打草地野营的先人们相比，这些中国人只是散兵游勇，境遇也差许多。

　　那时候法国的小青年受到萨特和波伏瓦的庇护很多。

这对举世闻名的“自由情侣”是指路灯，是照明弹，就算萨特在上世纪70年代后一天比一天年老昏聩，精神领袖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随着二战以后萨特地位的日益上升，有他在一天，不但打着“存在主义”旗号的各种活动获得了足够的正当性，而且其他左翼运动，例如反阿尔及利亚战争运动和女权运动，参与者们也都腰杆笔挺。特别是那个诡谲的1968年，5月14日，当巴黎大学的阶梯教室迎来思路尚未衰退的萨特时，他不但看见了挤得满屋子的青年学生，还在讲台上看见了一张小条子，写着一句后来被传为美谈的话：“萨特，简短一点”。

　　“自由情侣”桃李满门，卓有才华的如弗朗索瓦丝·萨冈、鲍里斯·维昂（维昂后来因为私生活遭到萨特的侵犯而倒戈相向，还在名作《流年的飞沫》中实施了尖刻的报复），后来比较平庸的如雅克-洛朗·博斯特等人，还有西尔维，波伏瓦的这位“后代”，后半辈子吃住一直都在养母留下的房子里。当年挤在阶梯教室听萨特讲话的还有克罗迪娜·蒙泰伊，本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和似有似无的“青春无悔”情结，她在《波伏瓦姐妹》、《自由情侣》之类的传记专著中，对萨特和波伏瓦表达了充分的敬意，但她仍然没有忍住揭露了西尔维，以及萨特的秘书贝尔纳-昂利·莱维之类的人靠伟人吃饭的劣迹。莱维被他描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知识界势利小人，他是法国的易牙、竖刁，借服侍之名操纵着齐桓公最后的言行。这个所谓的存在主义者圈子其实藏污纳垢，勾心斗角的糗事不断，克罗迪娜身在其中，看得比较清楚，她本人也比较能够客观地描写一些事实。

　　在《波伏瓦姐妹》中，克罗迪娜不仅以充分的同情，披露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对其妹妹埃莱娜表里不一的评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她诚恳地反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在萨特和波伏瓦感召下参加的那些政治运动的得失是非。她当了好多年活跃的女权主义分子，上法庭为堕胎者进行集体辩护，冒着严寒在清晨6点去发传单，但是，“1968年5月是男人们的事情”，在左翼运动发出最强音的时候，她却失望地没有看见波伏瓦的影子。每当女战士想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时，她们的“领导”昂利·莱维（当时他叫皮埃尔·维克多）就会严厉地申斥：“你别说了！”另一个人则说得更直接：“你们弄不懂这些事。”这当然不是克罗迪娜想要投身的伟大事业。她所孜孜以求的平等，首先在追求平等的队伍中就遭到无情的玷污。巨大的讽刺让她清醒，她问萨特，他“怎么能够忍受他周围那些革命者的乖张不逊”，答案来自她本人的观察所得：“这些人让他觉得他也参加了一段历史的进程……有他们在，他就恢复了活力。”

　　二战刚结束后不久，萨特和波伏瓦相继访美，波伏瓦在《美国纪行》中表达了她的困惑：这个代表着万恶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却正是当初拯救法兰西民族于德寇铁蹄的恩人。现在，克罗迪娜·蒙泰伊在《波伏瓦姐妹》里，以亲身经历把这一反讽推向纵深：在上世纪70年代里根上台前的美国，就连波伏瓦代言的女权运动都比坐拥世界女权主义第一人的法国人做得更出色。今天重新翻检作为运动的存在主义遗产时，这都是些值得认真对待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