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安婧
殷承宗（左）钢琴伴奏《红灯记》
殷承宗受到周总理接见
如果上世纪70年代也流行“偶像”这个词的话，殷承宗无疑是拥有众多粉丝的超级偶像。他的名字与他所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曲《红灯记》联系在一起，人们日用的脸盆、毛巾、手帕等都印有他的头像。一位乐评人说：“就算是现在，殷承宗的名气也比郎朗大得多。你到偏远山区问问，跟那不识字的老爷爷提起《黄河》，他多半会说出殷承宗这个名字。”
今晚，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钢琴家将在上海音乐厅奏响其独奏音乐会。
虽然《黄河》并未出现在正式曲目之列，但早报记者的采访还是从这首改变了中国音乐界命运的曲目谈起。
逼上梁山———“革命时代”为钢琴找出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钢琴被视为资产阶级产物，面临禁演的危险。说起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场大辩论，殷承宗至今都会脸红：“那个时候正是"大跃进"，学院里的两方热火朝天地讨论"是钢琴有用，还是二胡有用"，后来辩论的结果是，因为要大炼钢铁，钢琴不方便带过去为钢铁工人演奏，所以致使90%的学钢琴的改学了二胡。”
到1967年，允许弹的钢琴曲只剩下《国际歌》、《东方红》两首。殷承宗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吆喝上三个同学，硬是把一架钢琴抬到天安门广场，让广大工农兵点歌儿，演奏起《抬头望见北斗星》、《白毛女》选段。“第一天只有不到200人来听，第二天，人们开始带着椅子凳子过来，第三天至少也有两三千人。还有人提议能不能来段京剧。”他回忆道，“"文革"后，很多钢琴都被砸了。为了能留有一丝希望，我们下乡到群众中边弹边唱，什么都干。但后来才明白单从形式上变不行，更要从内容上着手。”为此，殷承宗到戏校里拜师，到京剧院的乐池里一坐就是一个月，又在北海关了一年潜心创作。“改编中国古曲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十面埋伏》，我找来10位琴师，他们演奏的都不一样，因为中国古代记谱方式不同，而且很多都是老师口传心授。”为了创作《黄河》，他背上铺盖卷，跟着船夫拉纤，一路从壶口走到延安。
1970年，《黄河》钢琴协奏曲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首演，钢琴由此避免了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破除的命运。而殷承宗的头像继而也被印在脸盆、毛巾、手帕等日用品上，多年后，一位工人师傅爆料自己竟然收集了1000多种此类纪念品。“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是《黄河》鼓励我有勇气重新生活。我觉得《黄河》发出最大的光，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推动创作———中国钢琴学派站起来 去年，青年钢琴家郎朗也推出了一张以《黄河》钢琴协奏曲为主打的唱片，起名为《黄河之子》。而郎朗的演奏在业界褒贬不一，作为曾把郎朗带向国际舞台的恩师，一直不愿多提此事的殷承宗昨天也终开金口：“他们（年轻钢琴家）和我们是两个时代，他们的时代更商业，和我们完全不同。中国作品需要很多人研究，就像不懂京戏的人是根本弹不出《红灯记》一样，这需要下工夫。简单地以西洋音乐来套不行，就像你不能把巴赫弹成肖邦。何况中国的东西有着5000年的沉积，比西方的作品还要更难些。钻进去学才能把它们保留住。”
拿殷承宗本人来说，41岁赴美后，他就开始使劲练琴，疯狂扩大曲目，往职业钢琴家的路子上走。而现在的年轻人更甚之，一年演奏150场音乐会的大有人在———繁忙的转场奔波已经无法让他们能有片刻停歇静下心来创作。“作曲家们也一样变得很商业，写个作品先要20万元、25万元，而且总是为某个企业、或者城市活动所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像我们当时，创作是不拿一分钱的。”
“很多老一辈的人说他们认识钢琴是从钢琴伴唱曲《红灯记》开始的，我当初的创作思想就是：想尽办法让老百姓听懂，我没有套用西方曲式，包括过去苏联的一些音乐为什么深入人心，也是因为它们没有借用西方的写作方法，而是从本民族出发，是有根的。”
“在钢琴考试中，中国的音乐学院近来从完全不弹中国作品，到现在弹一首；京沪两地举办的钢琴作品比赛也鼓励新作。”殷承宗说，中国钢琴学派如果想站起来，还是需要自己的作品，而一些年轻钢琴家也开始在世界舞台演奏中国的曲目，“弹总比不弹好，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留学苏联时，殷承宗每天练琴8到10小时，“早上5点起来，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弹琴，他们（被吵醒的人）还要拿棍子揍我。”回想当年，他笑了起来。后来，腱鞘炎、肩膀肌肉痉挛，甚至是医生在1983年宣布“你必须改行”也依然未能阻止他的练习。现在的殷承宗每天仍坚持练琴5个小时，分别放置在纽约、鼓浪屿等地的9架钢琴伴其左右。为了回顾他的一生，今晚，他将于上海音乐厅演奏一系列大师名作。其中包括他年轻时获得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金牌，与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的看家名曲———莫扎特的《C大调奏鸣曲》。
殷承宗说，现在国内专题音乐会不多，而自己一直想做些专业性强的音乐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陆续推出舒伯特、德彪西、肖邦等大师专场。
(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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