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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云迪之前,西方人认为中国音乐家在本质上全部千篇一律。但是今年4月,彼得·鲁茨卡(作曲家、钢琴家)来到中国时,赞美了中国的两位钢琴家。
“李云迪在德国很受欢迎,郎朗更已是颗巨星了。因此我毫不怀疑中国古典音乐市场依然大有前途。”
很多人很不屑,这两个人真有那么大能耐?古典音乐市场什么时候轮得到他们来振兴?他们的走红究竟是一时的偶像追捧,还是实至名归?
中国知名的年轻钢琴家并不多,所以关于朗朗和李云迪的话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朗朗商演多,曝光率高,可实力摆在眼前,不久前落下帷幕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他一人演奏了十首协奏曲。而李云迪也毫不逊色,他用实力证明,不是只能弹肖邦的偶像钢琴家,日前在柏林与小泽征尔、柏林爱乐乐团挑战高难度的普罗科菲耶夫作品,获得一致好评,并发行了唱片《乐动柏林》。
假如中国的年轻钢琴家们真能借助其实力和偶像地位,带动中国的古典热,那么被称为偶像又如何?他们不是外人眼中刻板好学的中国音乐家,他们首先是偶像。
钢琴家的骄傲
彼得·鲁茨卡曾表示,郎朗有很独特的性格,他懂得市场运作,知道怎么“兜售”自己。但同时他确实讨人喜欢。“而李云迪是更细腻的钢琴家,他与郎朗相比更专注,也许更适合于弹贝多芬和巴赫。”
刚刚与李云迪有过合作的小泽征尔对他评价很高,“他的音乐充满了幻想,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诗人。现在已经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了。他的手指无所不能,诗意和技巧通常难以兼备,但他两者都有。”
曾有人这样疑虑,“我有点为李云迪担心,现在这样炒作有些过头了,在国外,钢琴比赛得奖是很正常的。国内有一种误解,认为在国际上得奖了,就是大师了,其实,得奖只是他的入门,艺术类得奖和体育类得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大师都要在四十岁左右,必须要舞台经验和艺术积累达到一定深度才行。”
当我们还在为他们担心的时候,他们已经深知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李云迪从不着急,“我也有我固定的演出,我在海外的演出比国内多。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我现在还是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有太多需要我学习的作品了。我特别相信,在音乐艺术当中,只要你的艺术造诣是好的,大家一定会关注,也一定会了解和知道。”他形容和小泽征尔的合作是一次非凡的体验,这个录制于柏林爱乐大厅的现场录音堪称迄今为止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协奏曲的最佳版本之一。
比起李云迪来,郎朗的性格更张扬些,他说自己与众不同有这么几点。“第一是曲目,我可以弹40部钢琴协奏曲,这在我这个年龄可能没有人做得到。独奏会曲目我能弹10套,而且是从古到今不同风格的。我最大的优势——全世界没有一个像我这年龄的钢琴家能跟所有的大指挥家、大音乐家合作。”
偶像的爱好与责任
不要以为他们的生活每天都在钢琴上度过,即使视钢琴为生命,也有他们作为青年偶像的生活。
李云迪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是“无忧无虑”,他爱喝红酒,“红酒也能给我带来灵感。红酒的年份还有产地、一些细节,其实跟音乐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为也是一种千变万化的感觉,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有一种让你产生了很多想象力的感觉。喝完后,让自己非常放松,让自己特别是表演完以后,有更多的想象力。”
而郎朗过的也是一种跳跃式的生活,“我根本不在家呆着,成天跑,一年里会有半年在欧洲,现在哪儿定居都不重要,哪儿都一样。我现在思考的时间很多。看很多很多书,尤其在飞机上,听听音乐,都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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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迪知道很多人曾经把他当作是《悠长假期》中的木村拓哉,所以他也不拒绝别人这么看待自己,“这没什么,假如这样能让大家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的话,我很乐意。”他笑说自己也不拒绝拍电影,只不过还没有遇到自己心仪的剧本。“我现在更关注古典音乐在21世纪的发展,很想为古典音乐做点什么。我想我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古典音乐,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虽然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一直有这个意愿,因为古典音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结果。”
郎朗则希望每年能在中国呆一个月,首先跟家里人、亲人呆着,跟国内的学生作交流,这对他来说很有意义。“我能有今天,很幸运,我应该回报,自己会了,还要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向往音乐的孩子。”
两个人关于自己未来的方向都再明确不过,李云迪说钢琴和自己是一体的,这辈子要做的就是一个被世人认可的“真正的一流的钢琴家”,现在还在朝这个目标努力,郎朗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不想成为鲁宾斯坦或者霍洛维茨,我崇拜他们的思想境界,可我只想成为我自己。”
【评论】还需要怀疑什么?
古人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秀才考了一辈子科举,从来都是名落孙山。等到了末了,好不容易高中了,别人来祝贺,他倒跟人翻脸,觉着是别人骗他玩儿的。所以,自卑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习惯。
最近几年里,一大批中国年轻音乐家开始在国际上获得知名度。有的在比赛中获奖,有的签约大牌公司,出唱片、开音乐会,搞得很是热闹。回国来,荣誉和鲜花伴随着许多人的猜疑。就拿郎朗和李云迪来说吧,这两个孩子真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别是有人炒作,拿他们说事儿吧?
看来,中国人在音乐这个领域里真是患上了习惯性的自卑。中国的音乐生活从来就不太健康,官家、民间和知识分子,各奏各的乐,毫不相干。更何况是近世伴随着洋枪洋炮送进来的钢琴、交响乐,这等洋人的玩意儿,我们中国人能学得像样吗?
还真别说,非但能学得像样,恐怕将来,这两个年轻人还真能成为世界乐坛上的人物。现如今的音乐家,市场就是检验他们成功与否的第一道门槛。郎朗和李云迪能占有多少市场,能有多大的号召力,一年能有多少音乐会,这些数字就能说明他们的势力。欧美的古典乐市场基本上是非常透明的,每年多少场音乐会,在哪些地方开,听众层次如何,基本上都是糊弄不了人的。以这两个年轻人为例,所举办的音乐会场所都是极为苛刻的地方,面对的都是最专业的听众。多少曾经的大师在音乐会上折戟沉沙,可他们却能逼着票房售空,剩下无数人排队等退票。这是其一。
其二要看唱片的委约会有多少。音乐会恐怕很少有人场场都听,但唱片是个不会说谎的东西。几年留洋学了些什么,能在钢琴上表现些什么也是一“耳”了然的事情。李云迪终于跳出肖邦的圈子,开始攻克强硬而激烈的普罗科菲耶夫,郎朗则突然沉下心来慢慢享受贝多芬协奏曲的宁静。这点点滴滴的进步同样也是实力的证明。
就说自卑是种习惯,难得有这么两个年轻人让我们甩掉自卑的包袱,我们还需要怀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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