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一如既往地对作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这一次批评更是逆耳。我钦佩韩寒的率直,也钦佩《南方周末》恪守职业道德,刊发了这篇措辞极其尖锐的采访文章。
当然,韩寒的批评不一定完全正确。
平心而论,作协确实存在着韩寒所批评的弊端,比如作协养闲人。本是“闲云野鹤”的作家进了作协后往往成了“闲人野鸭”。有的作家进了作协后,写诗的写不出诗了,写小说的写不出小说了,发不出工资就说待遇低。还比如,作协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区别对待。如韩寒所言,运用自己手里的那点资源和小权势去划分:我的这点小东西是文学,外面的那些就不叫文学,然后给你扣一些诸如商业快餐啊,低俗文字,非主流啊,昙花一现等等大帽子。对于这些弊端作协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反省,不能不思考如何通过改革而革除。
对于作协的“出路”,韩寒认为,应当是所有的工作全都放在保护作家的权益上,比如打击盗版,惩治不良公司,保障作家权益,而不是去引导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怎么写,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情。韩寒的这个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作协是什么?作协本应是民间的为作家服务的群众性组织,而不是官方行政管理机构。但是从作协的组织机构到其职能,却是行政色彩浓厚的官方管理机构。作协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做了作协主席、副主席,就成了高级干部,享有专车,配有专职秘书。此外,作协还有一大帮子其他官员。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协官僚化现象日益严重,缺乏为作家服务的意识,缺乏为作家服务的切实措施和行为。而作家最需要的就是服务,而不是管理。
別以为对作协的批评是韩寒这位所谓80后的愤青之言。其实,对作协的批评,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不仅仅是韩寒这样的青年,还有一些老作家,甚至是资深作家。被批评家孟繁华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作家之一的李锐就在退出中国作协时公开批评说“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退出湖南作协的老作家余开伟认为,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增加透明性、民主性,“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组合的文化组织”。他还大声疾呼:“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否则,必然会灭亡。”上海作家陈村认为,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这些意见是振聋发聩的,对改进作协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忠言逆耳利于行。”人们对作协提出尖锐的批评,并非是和作协过不去,并非攻击作协,企图把作协搞臭搞垮,而是想推进作协的改革,让作协成为名副其实的为作家服务的“作家之家”,为作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让作家充分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创作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
我非作协中人,也没有资格成为作协中的一分子。我之所以拿韩寒的话做这篇评论,是因为韩寒讲得有理,作协存在的弊端妨碍着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现在诞生不了《红楼梦》、《阿Q正传》这样伟大的作品,出不了曹雪芹和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仅仅是作家的浮躁和功利吗?(作者:匡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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