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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期”中的利玛窦

  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蜜月期”在康熙后期就画上了句号,雍正朝更全面禁教,中国的大门自此紧闭一百多年。

夏雨主演的《西洋镜》中,中国人对三棱镜、留声机等十分着迷
夏雨主演的《西洋镜》中,中国人对三棱镜、留声机等十分着迷

  明末清初,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不像清末的传教士那样,可以凭借特权和强权来传教,用金钱和财富收买教徒。他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只能试图利用温和的文化力量,说服代表上流社会的士大夫入教。中西文化的交流是这种传教方式的副产品。

  中国古代有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的过程,对以儒家为中心的封闭知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第一次是伴随佛教东来的印度思想,第二次是16世纪末随基督教而来的西洋思想。

  利玛窦的适应策略

  在利玛窦之前,创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教士多次试图进入中国传教,但屡屡受挫。大明帝国以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将他们拒之门外。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普遍认为西方天主教文化高于亚洲文化,要求中国信徒彻底拉丁化,他们自己不会说中国话,对中国历史也知之甚少,更不懂中国礼节。不久,耶稣会上层意识到了这种隔阂,开始改变策略,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成为学习汉语的第一人,随后利玛窦也被安排来澳门,与罗明坚一同学习汉语。

  为了接近中国人,利玛窦不仅说中文,写汉字,而且生活也力求中国化。利玛窦初到中国时,“剪发髻,披袈裟,以示弃俗之意”,装束“颇类僧人,故时人称神父曰西僧,或番僧”。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中国与印度、日本很不一样,和尚的学问和地位都远远低于士大夫。为了接近士大夫阶层,利玛窦放弃使用“和尚”的称呼,从“西僧”变为“西儒”。在服装上,原来像和尚一样剃发剃须的利玛窦蓄起了须发,正式服装也从袈裟改成了宽衣博带的儒生装束。

  要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取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必须吸收当地文化,迎合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借重当地受人敬仰的先哲的言论,以证明新的教义与故有的先贤遗训并不冲突,可以融合。利玛窦认为:儒教就是中国的一种教派,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大量文献。于是他埋头研习儒家学说。明朝人宽衣博带,喜欢在大袖口里藏书本文具,利玛窦的袖子里藏的“袖珍本”,既有《圣经》,也有“四书”。据说,利玛窦能将“四书”倒背如流,他还将其译成拉丁文,准备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同时用作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

  明朝人喜欢“雅集”、“讲会”,利玛窦就和大家一起坐而论道;士大夫喜欢“天文”、“地理”,利玛窦就给大家画地图,演示仪器。他真诚地尊崇和赞美着儒家学说,本人又博学多才,因此找他来“谈学问”的中国士大夫非常多,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徐光启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沈一贯、叶向高、韩爌、郑以伟、刘宇亮等。这些人的官职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之类。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功成为其他传教士的榜样,在那个时代,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

  长期在中国的利玛窦发现中国的读书人“重文轻理”,重视人文学术,轻视自然科学。他决定采取一种“扬长避短”的两面策略:在中国,他采取“补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在欧洲则大力推介中国儒家,把孔子当作“哲学王”柏拉图,把“四书”、“五经”当作“人文主义”学说,介绍给渴望“政教分离”的欧洲人。利玛窦的两面策略,客观上造成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欧洲人从中国输入儒家“人文精神”,中国人则从欧洲进口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督教文明。

  进口“科学技术”

  16-17世纪,欧洲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以上流社会感兴趣的西方自然科学作为“敲门砖”,除了《圣经》,他们还带来很多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玩意儿,如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来自威尼斯的光学玻璃制品,士大夫统称为“西洋镜”,其中有化妆镜、放大镜、望远镜、近视眼镜等。能把阳光分成七色的三棱镜令人称奇,利玛窦把三棱镜作为进贡礼品,万历皇帝称之为“摩尼宝石”。

  利玛窦用汉语撰写各方面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引进了西方自古希腊而来的逻辑思维和用“公理”、“定律”确切证明命题的数学方式。后来康熙把《几何原本》收入了朝廷“御撰”的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并在序言中说:“《几何原本》数学,乃度数万物之根本,天文地理之源流也。”“几何”学的地位可谓登峰造极。

  在天文、地理领域,利玛窦也有很大贡献,他带来的《万国坤與全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的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在他那份措辞恭谦的奏疏中唯一提到愿意贡献于朝廷的,就是他“深测其秘”的西洋历法。帮助中国人制定新历法的工作,最终是由另一名传教士汤若望完成的,汤若望后来成为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他还帮助清廷制造了望远镜、圆规、天体仪、星高机、日晷等观象仪器,并绘制了总星图。

  除了自然科学,多才多艺的传教士们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艺术。利玛窦是中国宫廷的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他带来了古钢琴,献给皇帝《西琴曲意》,教太监们弹奏8首配上中文歌词的钢琴曲。利玛窦等人还直接培养了中国最初的西洋画家。当然,在绘画方面,为中西交流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郎士宁,他一开始就是作为艺术人才引进中国的,根据皇帝的命令学习中国绘画,并首次将中国笔法和西洋写实画风加以结合。他还大力传授西画理论,教授了大批中国学生,编写透视学方面的专著《视学》,使得西洋技法在宫廷中迅速普及。

  西方汉学

  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明,同时也把他们理解的汉文化输回欧洲。耶稣会士们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作品,涌现出一批汉学先驱。罗明坚在华期间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也深入讲解了儒家学说,金尼阁是第一个将翻译好的儒家经典在欧洲刊印的西方人。后来的传教士们继续翻译“四书”、“五经”,并且把孔子和他的思想介绍到西方。

  在历史地理方面比较集中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教士是卫匡国,他的《鞑靼战纪》介绍了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的过程,史学价值很高,并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1654年他完成了《中华帝国图》的绘制,1655年他的《中国新图》出版,收录了1张中国全图,15幅分省图,被西方学者称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

  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中学西传,使得17-18世纪在欧洲形成了“中国热”,诞生了一批汉学家。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都相当熟悉和热爱,另一方面与中国最高统治者对传教士的优容态度也分不开,其中由以康熙皇帝贡献最大。

  康熙在位60余年,对传教士采取容留和利用的态度,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有时甚至十分亲近,比如南怀仁。康熙出巡时,常常带上传教士,不离左右,对他们也颇为信任。这或许与康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自诩为当朝数学第一有关。康熙精力过人,学习刻苦,不仅数学水平颇高,还跟传教士学过天文和西医,接触的西方文化,包括西洋文字、音乐、哲学等,相当广泛。他不仅自己学习,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编辑《律历渊源》一百卷,其中的《数理精蕴》对中国数学发展影响重大。康熙还派传教士出使欧洲,带去很多中文书籍。

  当初利玛窦适应中国国情,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不反对“敬孔”和“祭祖”,后来康熙帝将此称为“利玛窦规矩”。这不仅使得传教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处于平等融洽的态势。在利玛窦之后的一些传教士,如金尼阁、汤若望等,也都遵从这种规矩,但是教会中也有不少人反对,特别是罗马教廷的反对,直接造成了后来的“礼仪之争”。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蜜月期”在康熙后期就画上了句号,雍正朝更全面禁教,中国的大门自此紧闭一百多年。

    
(责任编辑: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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