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31年2月到1933年2月,何应钦亲自指挥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哀叹:"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何应钦也惶惶不安,借故返回南京,逃避和红军作战。
1933年3月,张学良因奉蒋介石之令,丢失热河,引咎辞职。刚从江西内战前线败阵下来的何应钦,被蒋介石派到北平接替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主持华北军事。3月至5月间,何曾督率国民党中央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约35万人,在长城一带的冷口、喜峰口、南天门、古北口、石匣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何应钦派总参议熊斌为最高代表,同日本最高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1935年4月,国民政府根据重新制订的军衔等级,给高级将领颁授军衔,授任何应钦等8人为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名列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之后,位居第四,排在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之前。何应钦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系统唯一的一位一级上将,蒋介石是特级上将,而其他嫡系将领刘峙、顾祝同等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
同年7月,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秘密协定,即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卖国协定之一--《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为骨干,有黄埔系大多数将领为基础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得到冯玉祥、李烈钧和宋子文等支持的和平解决派。两派为如何救蒋脱险,如何对付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如何对待中共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尤其是何应钦与宋美龄曾大动肝火地争吵。宋要求先救出蒋介石后,才能发兵"讨伐"。何则毫不退让,宣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立即出兵"讨伐"。宋无路可退,只好挑明了说:"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何见不能制止她,气急败坏地吼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宋无奈,声泪俱下地回嘴道:"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并低声骂道:"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12月16日,在国民党第22次中央政治会议上,经过一番舌战,主战派与主和派终于达成妥协,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两员大将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西安。同时,他又令空军由洛阳起飞,轰炸西安。但由于宋美龄等强烈反对,何应钦也怕"玉石俱焚",遂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进至西安近郊示威即可。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也群情激愤,准备应战。新的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见势不妙,急忙于17日发出停战手谕。国民政府于是决定18日至22日期间,暂停轰炸。经过争执,何应钦允许宋子文以私人名义赴西安面见蒋介石。同日,何应钦收到张学良的抗议电,要求中央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由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调停,张、杨顾全大局,主和派也从中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何应钦的"讨伐"不得不中途停止。
关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往的书刊一般都认为何力主"讨伐",是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但近来也有人提出,何应钦主战的动机,是以救蒋脱险,惩治张、杨和反对联共抗日为目的的。这充分暴露了他一贯亲日和顽固反共的立场,也表现出他和蒋介石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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