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快雪时晴》:婉转串连历史变迁的沧桑

　　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

　　台湾《联合文学》十月号刊文《京剧南渡，快雪时晴》指出，台湾京剧《快雪时晴》所标榜的书法美学正是晋室南来后的文化结晶之一。剧本作者施如芳看到了南渡在历史所产生的乱离与创痛，也同时看到了南渡为历史所带来的新意与转机。原文摘录如下：

　　公元第四世纪中叶某年冬日，江南大雪。雪停之后，东晋氏族张容收到友人王羲之问候的短简：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

　　王羲之是书法大家，短短二十四字写来笔意酣畅，挥洒自如。正因为是乘兴为之，益发显示其人的真情流露。这封短简流传下来，世称《快雪时晴帖》，历经各个朝代的收藏，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手上，已经贵为“三希堂”三件珍品之一。民国之后，《快雪时晴帖》离开帝王家，几经辗转，如今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快雪时晴帖》的收藏史触动了编剧家施如芳女士，因写出京剧剧本《快雪时晴》。全剧的焦点正是书圣的这二十四个字——外加摹本的“山阴张侯”四字——如何经过一千六百年时空洗礼，落籍台湾的经过。施如芳大胆利用剧场时空转换的元素，以五个场次处理《快雪时晴帖》在东晋、大唐、南宋、大清、民国的不同命运。一封偶然兴起的问候书简，婉转串连出历史变迁的沧桑。戏中的书帖在园囿，在陵寝，在青楼，在皇宫，在博物馆中，被把玩、被埋葬、被谈论，被观赏，终引发歌咏者“看千帆过尽，水月何曾有盈亏的”的感叹。

　　但这出剧也不乏现实寄托。《快雪时晴帖》只是一件书法文物，它的意义毕竟需要人为的演绎引申。就此施如芳凸显的是《快雪时晴帖》的原收信人，张容。张容是此剧不折不扣的“灵魂”人物，他甚至是以鬼魂的形态穿梭全戏多半的时空场次。王羲之与张容平生知己，两人的家族都来自北方，也都在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后，迁至山阴(浙江绍兴)。时光流逝，王羲之一族已有落地生根的打算，张容的思乡之情却未尝稍减。短信的关键是王羲之称呼张容为“山阴”张侯，而非张的原籍，“清河”张侯。这让侨寓江左、心怀故土的老友，情何以堪？

　　施如芳故事新编的用意，至此呼之欲出。张容一心北伐，毕竟壮志未酬。剧作家安排他的一缕幽魂漂泊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见证改朝换代的暴烈，故国和正统的虚妄。而张容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曾经同时接纳了移民与遗民。在不归与回归之间，一向存有微妙的紧张性。谈“花果飘零”的怅惘，或是“灵根自植”的期许，台湾所经验的两难，正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施如芳的剧本以一件文物的流浪始，以魂兮归来的咏唱终。借物喻人，举重若轻，的确可记一功。国光京剧团这些年来曾经推出多出好戏，但以历史眼光的扩展，抒情诗意的召唤来看，《快雪时晴》均是上乘之作。此前的《阎罗梦》也有类似穿越不同时光生命的布局，但是《快雪时晴》的题材显然更让观众发出心有戚戚焉的联想。有意无意间，施如芳触及了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命题：“南渡”。而她希望从艺术媒介——不论是书法还是戏剧——找寻救赎的形式。从东晋到台湾，从南宋到明清，她所观照的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找寻答案时每有力不从心之处。即便如此，《快雪时晴》已经为京剧本身南渡的意义，找到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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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大师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曾有“南渡论”的说法。冯认为中国历史上东晋、南宋、南明皆因异族入侵，南迁偏安，且均未能北返，唯赖有志之士另起炉灶，延续汉族文明。准此，国民政府领导的八年抗战是冯所谓第四次南渡，终能“贞下起元”，一举成功。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冯友兰的结论下得太早，因为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内，这个政权又被迫南渡，跨海到了台湾。一甲子倏忽已过，北望彼岸生意兴隆，台湾领导人迫不及待另找商标。所谓南渡，又如之何？

　　施如芳看到了南渡在历史所产生的乱离与创痛，也同时看到了南渡为历史所带来的新意与转机。别的不说，《快雪时晴》所标榜的书法美学正是晋室南来后的文化结晶之一。相对于北方沉重的碑碣传统，书法轻盈曼妙、水墨润泽，无不反映南方钟灵毓秀的山水与妍秀优雅的人文气息。然而施如芳和她的剧中人都明白，这样精致的文化若没有历史意识积淀，终将显得轻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写得意兴飞扬，但他也写过《丧乱帖》——那是右军在得悉北方祖坟因为连年兵乱、毁坏殆尽后，疾笔写下的书帖，字迹的沉郁纷杂，恰与《快雪时晴帖》形成对话。

　　《快雪时晴》的戏剧张力即在于书法显示的这两种南渡意识中。全剧其实有两个主角，一为无家国可归的张容魂魄，另一为从未出场的王羲之。张容不以王羲之落籍山阴为然，他苦苦上下求索，但归乡之路何其迢远。他是京剧里少见的存在主义式的人物，不，游魂。王羲之虽然从未现身，但他《快雪时晴帖》的字迹无所不在，那帖上“想安善”的问候似乎应和千古的回声越发显得荡气回肠。全剧的高潮在于张容终于体悟：王羲之“随遇”也“随寓”而安的意态是他解脱的开始，也是他艺术成就的突破点。于是歌咏者唱出：

　　飘飘何所似？

　　或沉重，或轻盈，

　　飞入大化中，

　　形骸落尽见从容。

　　此剧不及的部分，也正在于南渡论切割得太急太快，使原来艺术超越——或陷落于——历史政治的命题，不能贯彻始终。王羲之的法帖本为一时一地一人而作，却终因字形墨色的曼妙，千百年来成为南朝北朝、汉人胡人共同叹赏的对象。他焕发了“无处不可为家”的审美精神。明乎此，施如芳的戏却向“只此一家”的目标招手。在一片爱台湾声中，《快雪时晴帖》进入台北故宫，也似乎就可以安身立命。王羲之挥别北方的潇洒，在这里成为观众认同南方的负担。此剧的历史观到底是快雪时晴，还是落地生根？作为艺术品，《快雪时晴帖》以其高华自在，才能超拔南北汉胡今昔的界限——故宫博物院也不必是它停驻的最后一站。但看完《快雪时晴》的我们，还有多少选择不爱台湾的自由？

　　我无意苛责《快雪时晴》的瑕疵。诚如前述，此剧题材取法乎上，令人耳目一新，很可以成为一出一演再演的好戏。施如芳有话要说的冲动，不难凭她的慧心一一化解。越俎代庖，我要问，何不让《丧乱帖》和《快雪时晴帖》所代表的两种南渡意识——“花果飘零”，还是“灵根自植”——呈现舞台上，让观众自行见证判断？何不让张容的鬼魂在故宫之后，继续寻觅游荡？南方以南，还有些什么？毕竟在今天的台湾，对“原乡”的执着不只见诸于所剩无几的大陆来台人士，而可能更见诸基本教义派的本土论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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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快雪时晴》所呈现的“南与北”话题岂止是编剧和剧中人的尴尬？它可能更是京剧在台湾的尴尬。京剧——这个正宗的中国的北方的剧种——因缘际会，随着国民党政权南下台湾，一度甚至贵为国剧。从早期顾剧团的一鸣惊人，到六、七十年代军中剧团的百家争鸣，到今天的国光剧团的独撑大局，京剧在台湾的一页兴衰岂不演尽了现代戏剧史的南渡版？要怎样才能融入南方的土地，成为认同也被认同的剧种哪？《快雪时晴》因此竟可成为京剧南渡六十年，自表身世，赎回原罪之作了。

　　施如芳在《快雪时晴》中曾经巧妙的提醒我们，唐代以后流传的《快雪时晴帖》其实都是赝品。赝品虽然不如真迹可贵，但是当真迹已不复可得时，一件栩栩如真的摹本不是一样弥足珍贵？这对台湾京剧的前途几乎有了寓言意义。戏剧本来就是模仿的艺术，就是以假当真的玩意儿。进一步说，所谓正统京朝大戏原就是南北戏曲的融合，又何能自外模仿、衍生的可能？是台湾的剧团结合老伶工们保存传统、训练新秀，维持梨园香火于不坠。与此同时，有心人跨越新旧剧场，种种实验早已超越前贤。两岸京剧如今观之，其实大有不同。这是橘越淮为枳？还是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

　　而就像任何南渡的文化形式，京剧在台湾是否能持续发展，其实充满未知数。但看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的教训？可以思过半矣：历史的激情或忧患有时而尽，艺术淬练的菁华不论摆在那里，总能熠熠发光——如快雪时晴。

　　作者简介：王德威，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着有《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等。

　　相对于历史改朝换代，出将入相的“大叙述”，剧作家意在点出艺术以其线条造像、音律色彩，得以抽离人世的悲欢丧乱，赋予有情意义。而这样的艺术又是有深厚的伦理关怀为底蕴的。王羲之与张容藉短柬互动，一个潇洒温润，一个择善固执，岂不为那充满危疑动荡的南朝，留下了最足回味吉光片羽？这样的人情之美，求诸今日，何可复得？顺着这一脉络，施如芳又敷衍了数条剧情支线，包括虎狼两国交兵，兄弟阋墙，妻离子散，生灵涂炭等等。她的底线应该是对任何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话的批判，对民间日常生活的珍惜，对南渡——尤其是一九四九的大迁徙——情境的反思。

　　正因为施如芳对于张容和王羲之部分新意频出，她为《快雪时晴》添枝加叶的过程就让观众有高于一般的期望。我以为施的戏有个足以动人的高潮，但是她达到最后一幕的方法往往有过与不及之处。在过的方面，如前所述，南渡是全剧扣人心弦的动机，但面对台湾当下语境，如何化解南渡的情节——和情结——堪称为一大挑战。施如芳显然希望面面俱到，在五度空间的历史现场和狼虎两国交战的寓言背景外，又奉送国共内战，海峡两岸家庭流离失所的线索。这当然为全剧添加了人间烟火的写实味，却与王羲之与张容的主线显得格格不入。尤其第一场末，刚交代完《快雪时晴帖》后，她非但介绍国共分裂下的样板家庭上场，还委派大陆、台湾青年代表各一人痛说家史(而且惊鸿一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做法头绪繁杂，与其说是增益剧情，不如说是让观众分心。试问，当东晋的张容已经自叹“侨寓”江南五十年还不愿认同，也没有得到认同时，此剧以古喻今的主题不已经很清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了么？

　　但更让观众不安的可能还是剧终部分。大陆来台人士总算认清现实，决定终老斯土。“台湾就是妈最后的地方了！”流浪的母亲不再流浪，于是唱道：“人生天地间，若没有爱，只是一粒飘荡的尘埃”。曲终奏雅，更有若教会福音：“人身有时尽，有爱为凭，咱们不惧也不惊。”施如芳的诚意殆无可疑，但在一个“爱台湾”的口号已经泛滥成灾的社会里，施要结合古今人物爱亲友，爱土地，爱该爱的一切，未免有太政治正确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