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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切·格瓦拉。”1967年10月8日,玻利维亚,格瓦拉对着准备俘虏他的敌人这样说道。第二天,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执行枪决,身中九弹。随后,格瓦拉牺牲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也许,他是20世纪最后一位革命圣人,同时堪比任何一位摇滚偶像。我们渴望像格瓦拉一样摩托行天下,我们渴望尽量填充一丝理想主义,我们渴望自己的灵魂像白纸一样,然后寻找生命的方向。可怕的是,我们永远无法像格瓦拉这个男人一样,精彩从容地抵达生命终点。
当年最早的格瓦拉崇拜者也已经老去,但永远39岁的格瓦拉40年来从未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身影不断出现在T恤、挎包、烟盒、影像之上,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留下的身影,“切·格瓦拉”甚至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产业。我们喜欢这个遥远国度的男人,也许只是因为印有他头像的T恤过于频繁地在眼前晃过,只是因为有太多体育明星将他文在手臂上,只是因为电视上每一次集会抗议他都是“亲历”者,只是因为他免费代言了饮料、雪茄、伏特加……格瓦拉是革命者―――我们中的大多数除了对他存有这个模糊的概念之外一无所知,我们更多的是喜欢格瓦拉在场的生活方式,喜欢将他作为划分文艺青年、中产或者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对他的革命本质并不关心,我们只需要这个象征符号,换言之我们可以很酷地穿着格瓦拉T恤,但同时并不需要他。
童年:华丽家族的哮喘男孩
切·格瓦拉,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切是1953年他在危地马拉得到的终生绰号,“喂!老兄!”的意思,从此“切”成为某种影响时代精神的代名词。
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都是名门望族之后。声誉卓越的家族、大片的地产,但和许多故事一样,格瓦拉在多年后成为本阶级的背叛者,甚至摧毁者,而这都是因为那次有点轻率和要命的旅行。童年格瓦拉的最大阴影是从2岁起时常发作的哮喘,除了帝国主义,格瓦拉的一生都在与哮喘作斗争。
母亲塞莉亚是对格瓦拉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母亲对塑造格瓦拉的理想主义、勇敢和坚毅气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格瓦拉与母亲的数百封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母子间的深厚情谊。无论是旅行还是游击战,他写给母亲的信永远是最多、最真挚的,“今天在想念您的时候,我有一阵想再依恋在您身边的伤感。”
旅行: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尘土
感谢电影《摩托日记》,让我们如此真切地看到了那个鲜活的切,那个时常为了恼人的哮喘而忧心忡忡的切。当凯鲁亚克们为了性、毒品、背叛和所谓的自由漫无目的地横贯北美大陆的时候,切·格瓦拉开着那辆1939年产的诺顿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于是了解到了什么是苦难、压迫和贫穷。为什么要旅行?“我们为了旅行而旅行”,“随兴而为”,在为寻找旅行的理由时,格瓦拉略带轻浮地解释道。但在用8个多月完成第一次南美旅行重新回到阿根廷后,格瓦拉明白“我,已经不再是我”。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世界的某一部分。
这次旅行开始于1951年12月29日,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格瓦拉与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骑着老爷摩托车上路了,他们圈定的路线是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终点是委内瑞拉。尽管旅行充满着快乐并不乏各种艳遇,但他们也越来越体会到沉重的悲哀,摩托日记中起初略带轻佻炫耀的记录慢慢变成对世界的控诉,“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尘土。”1952年6月14日格瓦拉24岁生日,在秘鲁利马的麻风病院里,格瓦拉在他的生日派对上这样说道:“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与其说是祝酒辞,毋宁说这是格瓦拉的革命宣言。
旅行结束于1952年9月,诺顿摩托车行驶了2000多公里后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报废,之后的2000公里他用双脚丈量。旅行最有意思的插曲是,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在秘鲁的麻风病院做了几个月的义工,他们的行踪由此被媒体披露,报纸的标题是《两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骑摩托车漫游南美》。几年后,格瓦拉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上。而如果没有这次旅行,格瓦拉也许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医生。
革命:一个人或者赢得胜利,或者死去
1955年7月8日,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首次相遇,与卡斯特罗的交往彻底改变了格瓦拉的命运。第一次见面,两人就促膝长谈10个小时,格瓦拉后来说,“我跟他聊了一整夜,到了清晨,我已经成了下一次武装行动的军医了。”在格瓦拉的日记中,他还写道,“结识卡斯特罗是件政治大事。他是古巴革命者,年轻、聪明、自信,而且胆略超人,我们彼此都有好感。”
1956年11月25日,经过长期的策划后,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80名战士拥挤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上,限员25人的小游艇还未战斗就差点翻船。谁也不会想到,这82个鲁莽的勇士最后改变了古巴和世界的进程,但革命直到1959年1月才成功。格瓦拉也彻底抛弃了医生身份,走上战士道路。
而当革命成功数年后,1965年3月,在与同志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40小时的马拉松会谈后,格瓦拉离开了古巴。这次谈话聊了什么?格瓦拉究竟为何离开古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究竟怎么了?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之谜,这也是为什么古巴至今未出版官方格瓦拉传记的原因。1965年4月1日,切从古巴消失了,然后出现在非洲大陆。没有卡斯特罗,他开始独自上路。在最后的告别信中,格瓦拉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在革命中,一个人或者赢得胜利,或者死去。”革命,胜利或者死亡,概括了切的一生。
离开古巴,格瓦拉继续在刚果和玻利维亚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格瓦拉的日记一直记到被捕的前一日―――10月8日腿部受伤的格瓦拉被捕。可能是害怕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第二天格瓦拉就被处决了。格瓦拉的遗骸直到1997年才被挖出运回古巴,现安葬在圣克拉拉,以纪念他在圣克拉拉取得的古巴革命决定性胜利。 (感谢师永刚授权本文使用部分图片和文字素材。)
师永刚:他和我们这个时代有某种契合
(《凤凰周刊》总编,曾编撰了《切·格瓦拉画传》和《切·格瓦拉语录》两本影响巨大的格瓦拉系列图书,最大的梦想是能把所有与格瓦拉有关的图书引进出版。)
切现在被许多年轻人喜欢,肯定不是因为他革命、打游击什么的,那些喜欢切的年轻人也不会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卖了,跑到南美去拯救什么,肯定不是那种原因,肯定是因为切很酷很时尚,和我们这个年代的某种精神契合。
切20多岁的时候骑着摩托车游遍南美,又是艳遇又是麻风病人,在那个时候他还学会了开飞机,你会觉得这很酷。你想想,切在年轻时代的经历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他所实践的时尚和我们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在中国没有多少人了解真实的切,许多人只是觉得穿印着他头像的T恤招摇过市很酷,但他们很可能对这个人一无所知,这就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了解一个人不需要了解他的一切,只需要了解你感兴趣的那部分,但他们可能会是坚定的格瓦拉崇拜者,虽然他们只喜欢和自己身上气质相符合的那部分。至于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和他没什么关系。切是一个不断勾起每个人内心深处某些东西的符号。
切身上有许多反叛的东西,和潮流格格不入的东西,影响了许多年轻人。我喜欢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是个非常坚定、非常理想化的人。他也是个天才式的作家,他写的那么多诗歌、游记、演讲和日记,比我们写的好多了。
徐世澄:格瓦拉夫人是我的同学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1960年代留学古巴期间和格瓦拉曾多次见面,自诩资深格瓦拉迷、格瓦拉永远的崇拜者。)
我是1964年1月作为留学生来到古巴哈瓦那的,当时格瓦拉的夫人是我们一个学院的同学,至今我还和格瓦拉的家人保持着联系。
当时的哈瓦那经常举行各种群众集会,格瓦拉也常常在集会上作演讲。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参加了格瓦拉出席的集会,我们坐在后面,格瓦拉看到后就亲自邀请我们坐在第一排,这让我非常感动。在哈瓦那留学的3年里,前一年半,格瓦拉都在古巴,他作为革命领导人经常出现在各种活动上,他为古巴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我和格瓦拉有多次直接接触的原因,我对格瓦拉的崇拜从1960年代持续至今,我会像许多年轻人那样收集印有他头像的T恤、烟盒、各种语言版本的格瓦拉书籍、他的头像,我还写过赞美格瓦拉的诗歌。
不久前阿根廷一家电视台举行一场民意调查,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阿根廷人,格瓦拉以高于阿根廷国母贝隆夫人20%的选票列第一位,而阿根廷在拉美并不是个左翼国家,格瓦拉在拉美的影响可想而知。
在这个花花世界,格瓦拉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精神,纯洁并不断进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反而会觉得,格瓦拉的精神越来越伟大。
南方朔:只穿T恤太肤浅,要看他的书
(出版人,台湾著名知识分子,南方朔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台湾第一位格瓦拉崇拜者,而台湾几乎每一本格瓦拉书籍都由他来写序。)
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切·格瓦拉画传》是我写的序,台湾出的许多格瓦拉传记都是我写的序。我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喜欢切·格瓦拉,我对格瓦拉的崇拜几乎和西方是同步的,我应该是台湾最早知道、熟悉和喜欢切·格瓦拉的人。在我看来,格瓦拉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浪漫主义的终结者。虽然他是个革命分子,但他实际上继承了西方的浪漫主义传统。近代以来,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社会的动员性越来越弱,人也越来越自私,这个时候他的出现就被视为西方人最后的浪漫主义偶像。
格瓦拉是个悲剧英雄,这个人本来可以过好日子,本来可以做医生过舒服的生活,他也长得非常漂亮,但他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去过一种很苦的日子,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人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假如年轻人喜欢这个偶像,那我说拜托你也去读读他的书,也去体会这个人的内在精神。如果只是穿印有他头像的T恤那就没意思,那太肤浅,那就不要穿算了。看看他的书,体会他的时代,体会这个人的浪漫。
黄志良:我认识的古巴工业部长格瓦拉
(资深外交官,长期在拉美各国从事外事工作,1960年代多次担任中国方面翻译,与格瓦拉有密切交往。)
1960年7月,我作为翻译随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到古巴,一下飞机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切·格瓦拉,他当时是古巴国家银行的行长和工业部长。在随后的一个多礼拜中,作为翻译的我经常能遇到切·格瓦拉,或者是在谈判,或者是在群众集会,或者是私人家宴上。和他一起聊天,我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从不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对自己和家人都非常苛刻。我之前以为作为革命家的他,历经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是个铁汉子,而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个充满关爱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对周围的所有人都充满爱心。
格瓦拉来过中国两次,有一次来中国途经上海,来到外滩看到那么多各国建筑后感慨自己思念阿根廷的家乡,因为外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非常像,然后他就因思乡之情病倒了。
1967年10月11日,格瓦拉牺牲后的第二天,消息传到了智利,当时我在智利工作,我马上就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去年去古巴,我也特地去了格瓦拉的墓地,去吊唁他,因为40多年来他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在我心目中,他是位完美的革命圣徒,他是20世纪独一无二的人。他也是继玻利瓦尔后的又一位拉美英雄,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拉美政治。
现在的年轻人依然那么喜爱格瓦拉,这是好事情,但是有些街头小混混也装模作样地穿着印有切头像的T恤,我就觉得这是对格瓦拉的玷污,感到非常难受。(记者 石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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