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篇】　在《收获》上收获

　　王安忆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她认为《收获》是一种可以“操纵市场”的“权威”……

　　□王安忆　口述

　　□蔡兴水　采访整理

　　小说创作的起点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比较重要的刊物，一个是《收获》，一个是《钟山》。

首先，当我还嫩，连我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时候，它们就乐意发表我的文章；其次，它们都发过我的实验性作品。就是说，别人的退稿它们也发表了。这十几年来我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交给了这两个刊物。比较起来，《收获》在上海，离我近，发表量更多一些。

　　1976年我开始发表散文，后来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1979年《收获》复刊，而我1980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当年就在《收获》上发表了。至于原因，我想蛮主要的一点是我母亲(茹志娟)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她和《上海文学》、《收获》有一些关系。《收获》有一个老编辑，叫郭卓，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是我母亲的老战友。当时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有很多时间可以写小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交给《收获》。那篇小说其实很嫩很嫩，郭卓他们看了之后还是满意的，叫我修改了一下，很快就发表了。那是我在《收获》发表的第一个小说，叫《广阔天地的一角》(1980年第4期)。

　　接下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尾声》在《收获》(1981年第2期)发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也在《收获》(1984年第3期)发表。

　　郭卓在《收获》当编辑，感情因素不能排除，但我觉得《收获》对我的作品还是满意的。当时我的作品不是最好、最深刻的，他们发表我的作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的作品很有趣，至少和别人的不一样。至于究竟有多好呢，确实也不见得。我要感谢那个时代，当时的文学热潮把我们这样一批年轻人推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点，我觉得《收获》的编辑有一种很开阔的眼光。他们不像某些刊物的编辑那么狭隘。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有些刊物的编辑来约稿时只找当时那些比较出名的，得过奖的作家，比如张抗抗、孔捷生、蒋子龙。对其他人，他们也都很客气，但就是不跟你约稿，好像跟我们约稿挺有风险似的。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收获》挺开放的，挺敢冒险的。

　　从《收获》的角度讲，当时他们完全可以发表一些更恢弘、更深刻、更关注社会人生的东西，当时别人全都关注社会，而我当时的长篇非常个人化，我很庆幸碰到好编辑。

　　两本《纪实与虚构》

　　《收获》的编辑不像有的编辑那样给你一些很具体的意见。他们也叫你修改，但都很理解你，肯于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尊重你的意见。在《收获》我好像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修改，只有一篇被退稿，就是《访美日记》。他们觉得太琐碎了，完全像流水账一样，并且篇幅太大，有20万字，退稿我也能理解。

　　后来我的写作比较成熟时，编辑就不轻易提修改意见了。只有一个例外——《纪实与虚构》(1993年第2期)。

　　《纪实与虚构》是被《当代》退稿的。《当代》退我的稿，我觉得理由特别不充分。第一，他们只看了前四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完。第二，他们没有理解我的作品，以为我在写自传。并且《纪实与虚构》本来是《当代》约稿的，你要退我的稿，我完全能够接受，可你至少要把作品从头看到尾。我把稿子拿回来交给《收获》。我说，你们要发就发；不发，我到别地方去发。肖元敏征求李小林的意见，李小林看到第七章还是第八章，开始激动。她说，看到现在我明白王安忆为什么要这样写。但他们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希望短一点。原稿34万字，没有一个很连贯的故事，很不适合分两期发，但在一期发又有困难。肖元敏希望我能压缩篇幅，我就把稿子压到了21万字。后来《纪实与虚构》就有了两个版本，21万字的一个版本，34万字的一个版本。21万字的版本在台湾出版以后，还得了《联合报》的一个大奖。

　　所以我觉得，《收获》愿意给你提供实验基地，尽管很可能不成功。李小林这个人品位很高，很善于接受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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