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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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诗刊》社部分人员在小关的合影，前排左二为邵燕祥，左三为严辰 |
站在巨大的塔吊下面，唐晓渡微蹙眉头打量着四周。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推土机在隆隆作响。不远处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旁，几个老人坐着藤椅在悠闲地聊天。
“哪里还有当年《诗刊》社的半点影子？”这位诗歌评论家努力将回忆与现实对照起来。1982年初这个南方小伙子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
当时这里大片大片的果林之间，有一套朴素的庭院，比肩挂着“诗刊社／朝阳区绿化大队”的牌子。
时至今日，唐晓渡依然记得自己那种基于虚荣心的失望。在这个文学青年的心中，《诗刊》不仅是国内最权威的诗歌刊物，更是块灵魂的净土。不过这种失望情绪只“稍稍露了露头”，便被另一种诗意的联想所取代：“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中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类灵魂的事业吗？”
于是，这个年轻人留了下来，直至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此刻，已步入中年的唐晓渡，感怀起往日的岁月，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国人仰慕的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迟的提议下，《诗刊》正式诞生，今年刚好50周年。
一位编辑翻阅着此次周年庆典的资料，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看看，都是什么人为我们写诗！”一张发黄的照片上，显示出1962年4月19日诗歌座谈会的字样。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页是历任主编的介绍，臧克家、李季、邹荻帆、高洪波等人。
“哪个不是著名诗人？”她自豪地说，“我们最高时发行量达到54万份呢！”
公司职员韦锦曾经是这54万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那时的《诗刊》真好，连那种用骑钉装帧的素朴都令我着迷。”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海子的《五月的麦地》、西川的《挽歌》、翟永明的《女人》……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
像对待情人一样，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只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刻在一起，时刻看见它完完整整的样子”。
回忆这些往事，这位中年人觉得“又幸福又辛酸”。那笔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对这个穷小子来说是笔奢侈的费用。当时，他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还是乡下母亲辛苦积攒起来的，满满一手绢的角票和分币。
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4年前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自己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那种在金钱面前的无助，诗会质量的下降，评论的缺席等等，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说。
随意翻开一本今年8月号的《诗刊》，内容是庆祝建军80周年的作品专辑。在“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寻访新四军的足迹”的主题下，大多是《在红土地上写给女儿的信》、《绿洲的男人》、《上饶集中营》等作品。
“诗歌怎么能拿来应景呢？”一位《诗刊》的老编辑说起来也很无奈，“不能过什么节就发表什么作品吧？”
在他所经历的上世纪90年代，编辑们还会尽力避开各类的重大节日。当时《诗刊》的发行量尚稳定在15万份左右。但如今这个话题已成为社内的禁忌。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编辑，压低声音比划出“两万五”的数字。
如果用图表显示，你会发现，从1957年到1966年，《诗刊》发行是一段稳定的上升期，接着在“文革”期间断裂，复刊后又是一段伴随着反复的上升线，上升、上升、上升，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
“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仅以1986年为例，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据悉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参与其中。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诗刊》被看作是诗坛由盛及衰的晴雨表。随着发行量的直线下滑，该刊连正常的办公运行和人员开支也变得举步维艰。据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诗50元。编辑月薪更少得可怜，“年轻人有2000块就不错了”。
回忆往昔，韦锦感慨不已：“当一份刊物在经济上是负担时，你却有滋有味地担负起它，满心的欢喜和珍爱；而当你在经济上负担数十份刊物也不成问题时，你却把它放下了。这真是一种悲哀啊！”
(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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