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叛国罪”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

　　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

　　在中华浩浩殇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许多个朝代，而宋朝，则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而令人非常瞩目。赵宋这个朝代，又以其颇具争议性的历史，成为史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论，宋朝是中华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宋前与宋后中华历史中的国家形态和社会面貌整体差距很大。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来，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甚至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为基本出发点，则不难发现，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而这些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为分水岭，也可以这样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最直接的分水岭。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千百年来被广大国民讴歌赞颂的岳飞则成为横亘于两宋之间的桥梁，也因此成为在赵宋时代发生断裂的中华古代史中的一个焦点。

　　在抗金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准备“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的岳飞遇害后，赵宋失去了抗战派最坚实的支柱，同时，抗金将领们也深受打击，韩世忠隐遁西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至此，失去武力屏障的赵宋丧失了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基本能力。女真人在遭受了岳飞等重兵集团的沉重打击后，其在漠北的后防线产生了巨大的战略真空。在女真无法有效控制漠北的情况下，比女真更为野蛮和落后的蒙古乞颜部军事集团在铁木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并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其孙忽必烈建元灭宋。而元朝是中华历史中的另类，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合文化和混合体制，如果没有弱宋对岳飞的残害，也就不会有纵横欧亚的“黄祸”。可以打个比喻，是岳飞之死为铁木真留下了枭腾悍飞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国家体制约束在了东亚范围，虎头蛇尾的郑和出海是宋后朝廷懦弱的必然产物，这与强汉王朝中张骞、班超孤身开西域的壮举有根本性的差异。宋后的社会土壤里，当局在不遗余力地扼杀着“岳飞、狄青、班超、张骞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