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背后的生命焦虑

　　“领袖意志”背后的潜意识焦虑

　　这里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苏共的继承人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发言的主调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讲苏共、斯大林并不再是一切正确的化身了；所谓“捅了娄子”，就说讲，这个秘密报告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3]高兴，忧虑。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1956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14]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就其动机而言，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15]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16]在毛泽东的心理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谓“念念不忘”。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显示，毛泽东在“大跃进”从亢奋到消沉的时期，1958年2月、1962年7月、1963年3月、1963年7月，曾4次阅读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并在此书邹容的肖像旁抄录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因邹容只比毛泽东大8岁，故将原诗第一句“小弟”改为“小友”。诗曰：“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灜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17]

　　解读此诗，寓意深厚。或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带有强烈毛式思维印迹的“思想事件”，因为通过邹容形象的记忆和夸张，“死亡”实际上已成为了“突破”和“超越”的重要表征。所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除了意识层面上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外，在潜意识里则明显隐藏着关于“死亡”的主题。青年英雄邹容死了，如何死？为何死？死之意义是什么？如何使贫弱的中国在邹容之死中获得永生？…… 这难道与即将来临一场政治大冒险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两个长篇讲话中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 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虽然这个讲话目前并未公开发表，但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则已清除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1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做这个话讲的时候，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在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而形成的一个集体亢奋的过程中，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件事，我们说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这个毛泽东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毛泽东说自己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19]会议当事人、李锐先生回忆说：“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20]会议的另一位当事人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也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21]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对付你有此顾虑，怕难于团结你。”[22]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进入了60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59年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毛泽东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23]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我个人理解，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家书”的限度。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再次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在24日的交谈中，他第一次正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格马利则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这样毛泽东就说了那句话：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紧跟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 [24]

　　第三件事，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我们说的中国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例如，1月18日，当会议讨论到“大跃进”谁应当负责任时，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1月19日，陈伯达就针对彭真以上言论发难，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 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在听到此话后，彭真感觉问题严重了，他紧跟着解释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面对彭、陈关于毛主席该不该负责的争论，会议主持者刘少奇则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 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随即宣布当天的会议散会。[25]1月3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26]虽然自1959年初以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自己应负重要责任的话，但像此次会议这样首先由别人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个人责任问题，然后再由他自己本人做出自我批评，可能自中共“七大”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对于敏感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样的一种信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会萌生出另外的想法。敏感的学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闭幕，第二天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27]显然是对这个会议有所不满。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8]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即使说者无意，我们也不能排除听者有心。1962年3月，刘少奇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的教训，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话。事后他也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印发这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 [29]无疑，这已触及到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30]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第四件事，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3年至1966年，我们说发动了一个“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严重的分歧。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 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31]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32]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是一个转机，中国也认为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的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33]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34]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35]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36]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37]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38]晚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39]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40]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41]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42]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