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背后的生命焦虑

　　“幸存者”情结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晚年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 所以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路和框架的支持。

　　在这里，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8]在这本著作中,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Survivor）。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人们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9]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弗洛伊德晚年曾深刻地指出，在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但大多数人则对此忌讳甚深。因此只有少数真正懂得“死亡”的人，才能最深切地体味出“生命”意义的升华价值。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叫做“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0]作为一位典型“幸存者”，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彻底性”或者叫做“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纯粹性而言，不进入某种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1]他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 这时，具体的“死”（Death）就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自身了。[12]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有意义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