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还需要《在路上》？

一九四四年，哈尔·蔡斯、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在哥伦比亚大学。

　　海明威的古巴故居、福克纳在孟菲斯的出生地———都是文学青年们朝觐的文学圣地，而凯鲁亚克在马萨诸塞的出生地洛维尔，却吸引了各色人士前来顶礼膜拜，有文学青年、摇滚乐手、画家、演员、观光客等等。凯鲁亚克也成了这个衰败的工业小镇最大的一门生意。凯鲁亚克远不只是属于文学。

　　大门乐队的键盘手瑞·曼萨克说过，没有《在路上》，这个伟大的乐队就不可能存在；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中也写道，“《在路上》是我年轻时代的《圣经》。”《在路上》在50年前的横空出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摇滚的世界、性和药物的世界，以及紧跟凯鲁亚克车轮而涌上高速公路的车轮世界。

　　摇滚的一代捎带着凯鲁亚克的书上路了，但小说并非是一部摇滚圣经，凯鲁亚克本人也与摇滚不沾边。事实上，作为上世纪50年代反叛者的凯鲁亚克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上世纪60年代生活方式的先驱体验者———东方宗教式的冥思、大麻、四处为家，以及一点点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毁灭。这确实很酷。

　　现年88岁的劳伦斯·费林盖蒂是“垮掉的一代”老巢———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创始人，他曾这样说过，“当你18岁的时候读到《在路上》，这棒极了；当你35岁或者50岁的时候读到《在路上》，小说中滥溢的浪漫和旺盛的精力，让你感到很不自在。”小说《在路上》今天正好50岁了，还好它的主要读者都在18岁左右，他们或者正准备上路，或者已经上路，更多的只是梦想上路，所以他们需要《在路上》绚烂他们的上路之梦。

　　出版于1957年9月5日的《在路上》描写的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一群特定年轻人的流浪之旅，这些出身中产的年轻人原本可以顺利地从常青藤院校毕业，然后加入父辈们的行列。但最终他们选择背叛，怀揣着可怜的几个美元，从东海岸奔向自由的旧金山，从新英格兰颠簸到墨西哥，没有目的地。“垮掉的一代”在路中，安于清贫，藐视权威，“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无需许诺永恒责任。”

　　50年过去了，在美国，像凯鲁亚克那样横贯美国成为不少即将步入大学围墙的年轻人的成年礼，他们18岁；而慢慢老去的婴儿潮一代也重新踏上了年轻时候的路途，50多岁的体形让这段旅程不那么舒服，也许开着高级房车更现实；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作了LP，搭乘“灰狗”，想象着50年前凯鲁亚克们的荒唐事———现在也只有想象的份了。

　　《在路上》在中国卖得很好，但更多人只是为其盛名所吸引，它是一个接头暗号

　　只是有点难以想象的是，十多年来，《在路上》连同凯鲁亚克的其他作品在中国也会吸引大批忠实读者。去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的《在路上》成为这家出版社最畅销的出版物，10个月来累计卖出18万本。那部遗失了近半个世纪，前年才找到的剧本《垮掉的一代》，其中文版在上海书展一推出就让不少稚嫩的中学生成了这部晦涩剧本的主要购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瓜分了凯鲁亚克大部分作品的中文版，两家出版社都对这些其实并不好读的文学作品信心十足。

　　当我10年前读到《在路上》的时候，吸引我的是小说中大胆的性描写和各种药物带来的奇妙体验，小说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并不在意，那时我也18岁，也曾经想过是否有必要在进入大学前疯狂地上路。经过10年各类文字图像的大胆轰炸，《在路上》实在已经不够“前卫”，像凯鲁亚克他们那种旅行我已经消受不起，即使那些死忠的背包客朋友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只为上路而上路———一路拍了哪些好风光、遇到多少次艳遇，这才是饭后的重要谈资。

　　我们的旅行、我们的所谓一点点叛逆，也许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都毫无关联，那《在路上》为何还能在远离洛维尔的中国畅销10多年？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确实有那么多人着迷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的魅力，并在内心渴望像凯鲁亚克和卡萨迪那样，“让我们一起走吧！”而更多的人可能只是为“垮掉的一代”和“凯鲁亚克”的盛名所吸引，“垮掉的一代”、《在路上》、凯鲁亚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阅读品位的标志，标榜“在路上”成为一种时尚和接头暗号，而真正能把并不算薄的《在路上》看完的，其实屈指可数。

　　现在的大部分年轻读者就和10年前的年轻人一样，难免在新鲜过后，为小说的繁絮唠叨和无休止的旅行所困惑。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只是看看而已，无论内心还是实际，都不会上路。丢掉小说，他们更渴望挤入主流社会。他们看《在路上》、《孤独旅者》和《垮掉的一代》，但凯鲁亚克这个名字其实一文不名，思维极端是酷的，但成为极端并不酷。其实，这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的特例。尼尔·卡萨迪的遗孀、84岁的卡罗琳·卡萨迪是“垮掉的一代”目前唯一在世者，“现在谈的都是钱和肤浅的东西，你穿的是什么，你买了什么，不再有人为这些肤浅的东西感到任何不快。我一直感谢上帝，杰克和尼尔没能活那么长，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凯鲁亚克真的通过自己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许只是幻像罢了。

　　现在，游离的方式很多，凯鲁亚克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垮掉的一代”爬出地面，那些之前无法定义垮掉的一代的人也似乎立刻找到一把钥匙。《在路上》出版不久，凯鲁亚克创作了《垮掉的一代》剧作，只是被凯鲁亚克蛊惑的年轻人们是不大在意这本剧作的，因为剧本中的人物只是在怨天尤人地聊天，而没有“在路上”。

　　《在路上》对美国战后的满足和繁荣发出了挑战，《在路上》成为畅销书后，威廉·巴勒斯写道，“（《在路上》）帮着卖掉一万亿条利维斯，一百万台咖啡机，并且驱使数不尽的孩子们上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就像改变了其他人一样。”鲍勃·迪伦在许多年后这样说道。摇滚歌星汤姆·维茨很久之后，在一首歌中赞美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把垮掉的一代称为“父亲般的符号”。坏男孩的形象和未被及时肯定的作品，凯鲁亚克被称为写作界的摇滚明星。

　　“垮掉的一代”并不抗议什么，他们更多地向内生长，追求一种尚不清晰的精神观念，这是凯鲁亚克们与海明威们的最大不同，他们回避任何社会担当，只追求感官的疯狂，甚至带有一些自虐倾向。对他们而言，“如何生活”比“为何活”更为重要。

　　事实上，“垮掉的一代”主要是指向文学、文化意义上的，主要包括诗人、作家、音乐家。“垮掉的一代”是地下人，安于清贫，藐视权威，“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无需许诺永恒责任。”其反文化、反体制、反主流更为彻底。

　　凯鲁亚克的不幸在于，50年来累积的名声与其文学地位无关，更多归功于他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本身，而非他的叙述方法。如果凯鲁亚克寿数够长，他可能会发现，他依然继续在被曲解中。关于凯鲁亚克和他朋友们的传说，反而让小说暗淡，甚至取代他其他所有重要作品———《城与镇》、《孤独旅者》、《达摩流浪者》等等。

　　50年了，《在路上》不断地被阅读，如果说半个世纪前《在路上》是那个年代战后文化的历史文本，那今天的年轻人读《在路上》呢？互联网、手机和iPod，有许多种方式让你游离日常生活之外，凯鲁亚克只是一种选择。在离开世界40年后，凯鲁亚克以许多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永远活着。有时候他像切·格瓦拉一样，他的传奇被不停争论，他的文化特质被逐渐模糊。而谁还需要《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