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之死：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

　　权力要价下的搏杀

　　孙中山曾告诫宋教仁，这时候国家内外交困，单纯从政治上下手，只会越弄越乱。但宋教仁不以为然。

他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实现了共和，但政治建设还没有走上轨道，内政、外交都没有良好的表现，只有国民党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他要进行坦荡荡的议会选举，进行所谓“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为国家制定一部良好的正式宪法，为国民党赢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按照规定，1912年底到1913年初要进行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宋教仁于1912年10月离京南下，一方面回湖南老家省亲，一方面部署议会选举。1913年1月，宋教仁离开湖南到武昌活动，然后到达上海。在此期间，消息传来，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了多数党，虽然没有达到过半的绝对多数，但超过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员之和。

　　宋教仁对于选举的结果非常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宋教仁与反对派之间的政见辩论，而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却不断地抨击政府，而且他忘了当前的内阁是国民党内阁。看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毕竟西方的运动方式与当前中国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同。

　　现在，摆在宋教仁面前关键的问题是，国民党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并没有参与议会选举，他也没有党派，并不在乎谁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很在乎总统选举。将来正式国会成立后，选举谁当总统，就成了宋教仁的一个大难题。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要袁世凯当一个无为的总统，实在不靠谱，将来的责任内阁制也很难落实。黄兴、宋教仁先后到武昌后，就秘密和黎元洪会谈，希望黎元洪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国民党予以支持，将来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毕竟，黎元洪比较软弱，容易为国民党操控。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黎坚决支持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

　　国民党中的急进派也公开主张不选袁世凯为总统，并呼吁南方革命党人准备应付北洋军人的暴乱。孙中山担心总统问题引起政治风潮，特意从日本致电胡汉民，请他联络各省都督，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北洋军警和拥袁派的舆论，也一直强调总统非袁世凯莫属，甚至放言“非袁则乱”。国民党方面衡量再三，为了与袁世凯的势力相调和，也只好接受孙中山的主张，满足于以责任内阁制来分享国家行政权力。但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提高了对权力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做在野党。

　　在宋教仁提高了对权力要价的同时，袁世凯也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1913年2月底，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袁世凯本人也向老同盟会员谭人凤表示对《临时约法》束缚总统权力的不满，他表示，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当然，袁世凯说不担任总统其实是一句威胁性的话。大家要知道，袁世凯如果不出任总统，谁能来指挥北洋军队？天下岂不大乱？到时候害怕国家动乱的人，都会主动出来请袁世凯收拾残局了。袁世凯的手下也已经准备以武力应付政局的演变，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本来就是武力，宋教仁希望用和平的竞争，来取得战场上没有取得的成果，焉有可能？

　　双方在对政权的高要价面前，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妥协的余地。宋教仁的同志不断获得情报，告诉他有人尾随，企图行刺，要他注意安全。但宋教仁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摆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所畏忌。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到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商谈国事，当他在黄兴、廖仲恺等的陪同下，从休息室到检票口准备进站时，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演出了袁世凯政府收买上海流氓暗杀宋教仁的黑暗一幕。两天后宋教仁伤重不治而亡。去世前，他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终前，他痛苦地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他最终也没有弄明白这个复杂的社会，能不令人浩叹！

　　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

　　宋教仁去世后，孙中山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决心与袁世凯决裂，策动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做了一个独裁的总统，并且还要筹备做皇帝。但孙中山一直没有能够组织起革命的力量，没有找到通向民权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和平的道路也好，革命的道路也好，都过不了河？从当事人到现代人都在反省。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大家都在想当官、当皇帝，一时间大家都当不了，才有了一个实行共和的机会，其实真正懂得民主、拥护共和的人很少。被我们骂得要死的吴稚晖在大革命时期说得更透彻：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不能不让位给没有经验的乳臭分子，都是因为士大夫发酵变酸了。我们这些人想从井中救人，结果自己也回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还是18世纪的中国。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现代意识还很幼稚，士大夫意识还很浓重。20世纪初，西方学术已经很是精微，而我们国家连学术性的研究都还没有，只有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孙中山当年在日本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留学生听得如醉如痴，就因为孙中山对西方学说的了解，无人能及，虽然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粗糙。宋教仁在日本也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日本翻译的西方政治制度的书，他怎么可能理解这些制度背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摸不到石头过不了河是很正常的历史现象。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努力，作出了牺牲，作出了探索，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他们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渡过了一条条的河流，但肤浅的呐喊还没有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的彼岸，社会前进需要一步步的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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