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大秘书 陈伯达与江青明争暗斗

　　陈、江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

　　面对这一现实，陈伯达心中有气，但也没有办法。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青等人又主动向他发起进攻了。江青开始找陈伯达的“茬”。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陈伯达这个讲话的基调是“左”的，他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是高的。问题在于：陈伯达在讲话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说了几句江青、康生等人不爱听的话：一句话，是陈伯达提到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另一句话，是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运用适当是可以的、必要的；还有一句话，是陈伯达提出，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而江青、康生等人则认为，现在正是要“大闹天宫”的时候，正是要“革命”的时候，你陈伯达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明显是有意唱反调。工作组是刘、邓搞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陈伯达还说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不是和稀泥吗？现在要打倒一大批干部，陈伯达却说要团结大多数，简直是站在了刘、邓一边。

　　他们抓住陈伯达这三句话不放，让他必须检查清楚，陈伯达却不愿意检查。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还是毛泽东救了陈伯达的“驾”。毛泽东发话说：抓革命、促生产，是我让陈伯达加进讲话稿中去的；陈伯达说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并没有错；陈伯达说要团结大多数也是对的，是我的主张。既然毛泽东这样说，江青等人也就只好罢手。陈伯达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结下的“疙瘩”却由此更大了。

　　陈伯达败了一阵

　　陈伯达也真下了功夫，他以继夜日，字斟句酌，完稿后亲自动手把抄清的报告稿封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在口袋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即呈毛主席”五个字，然后派人送到毛泽东处。

　　江青他们也下了功夫，搞出了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稿。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江青把报告稿直接送给毛泽东。不久，江青借口去看望毛泽东，送上报告稿。她在毛泽东那里谈了很久。谈话中，江青把他们怎样组织人收集材料、怎样起草、怎样反复研究等经过，汇报得很详细，还从当前形势等角度，提出目前这个报告稿不宜过于强调搞生产，还是要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江青后面这番话，正合毛泽东心意。

　　此时，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尤其注意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认为与这个重大任务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此时他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后来在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中体现了出来。九大政治报告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常识。’”这段话，正与毛泽东当时的一些认识相合。而陈伯达的观点显然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合拍。

　　陈伯达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去向毛泽东请示意见，而是自己在家里面干等。他觉得，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是肯定的，过去，对自己起草的稿子都是十分看重的，这次也会重视自己起草的稿子。可是，这次陈伯达失算了。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给陈伯达送来一份密件，陈伯达打开一看，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报告稿连看都不愿意看了。陈伯达一见到被退回的牛皮纸口袋，感觉就像五雷轰顶一般，他大哭了一场。

　　在与江青的较量中，他又一次败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