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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文化学者，在重庆出生，在香港长大，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求学，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又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为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等书，对中国文化、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都颇有建树。
写作是为救人
南都周刊：
你生于重庆，长于香港，就读于台湾，并长期受西方文史哲熏陶。是什么东西让你有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硬心肠的”反省的力量？
孙隆基：
我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为了救个人，救国救民是相当中国式的提法。我见过很多中国人，一方面将儿童时期才有的特征遗留到二三十岁，另一方面又少年老成，老年化提前来临。在这两者的夹攻下，给人感觉不是上一代也不是下一代，不伦不类。他们人生当中最有个人特色的阶段变得很模糊，即使有，也是在模仿西方，而且还掺杂商业价值的因素，比如说青少年文化中的摇滚乐、牛仔裤的流行。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人的成长是受到压抑的。
南都周刊：
就是说你的文化批判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
孙隆基：
对。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偏离了应有的方向，父母只要求孩子把书念好。到了结婚年龄，再由父母帮忙张罗相亲。日本现在就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台湾很多人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后也需要靠相亲。我觉得这些人在科学方面可能很有成就，就是所谓的“科学怪人”，但在社交方面一塌糊涂，没有技巧。这跟父母对孩子从小的要求有密切关系，整个人只有一半在发展，情感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发育。
南都周刊：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距原版1983年出版时间已经20余年。20年足以产生新的一代。新的一代的成长是否会对你书中所描述的“深层结构”造成冲击？
孙隆基：
如果将文化比喻成语言，它的文法规则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我在台湾所看到的，现在很多年轻人表面上看起来西化了，根本不太理父母，如果妈妈对他唠叨，他会像美国青少年那样说“youfuckoff”(你滚吧)，但另外一方面，年轻人会很依赖父母，生活都不会打理，零用钱还是要靠妈妈，因此我觉得这种西化只是表层的。
南都周刊：
你的意思是说深层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孙隆基：深层的东西中少年老成的成分可能会减少了，但那种不负责任、永恒儿童化的东西，在中国的“小皇帝”身上可能更为发扬光大了。我在书中曾说，中国人不能控制自己，人的身体似乎是“开裆裤”式的，想排泄就排泄，没有责任心。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内地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至少很多发达城市明显在改变。南都周刊：读你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会让人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反感，这是否会引起文化歧视？孙隆基：应该不会。西方人在读我这本书时，往往会认为我是针对中国的集权主义的反抗。因为现在有文化的西方人，都会谨防自己有种族主义倾向，他们会有意识地避免从文化歧视的角度来解读。
南都周刊：
但是在读这本书时，确实给人感觉中国文化没救。
孙隆基：
我觉得不是有没有救的问题，在书中我只是指出了“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历史中的问题。现在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文法规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文法规则可以造句，可以是很糟糕的句子，也可以是很佳的句子，关键看怎么造。至于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研究的是美国文化。
南都周刊：
学者朱学渊提出“儒即奴”，认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并且引用你某些观点来作为论据。你同意他这样做吗？
孙隆基：
我对儒家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我不认为儒家是中国文化的病源。文法规则不问因果，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我只是从中抽出一些“rules”(规则)，很难说它的起源是什么。不能说儒家造成了中国人没有是非，中国人是有是非的，甚至有“杀身成仁”的信念，为了二人关系中的对方，可以杀掉自己一方，当然杀身成仁是为了天下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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