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经济人　之茅于轼专栏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开放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他们虽然是为了赚钱，但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作者供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