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

　　　主持人：范敬宜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报业前辈，他也是古人所说的“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样样精通。不过他自己却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那么，面对当下的媒体生态，这位从事新闻工作56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哪些心里话要说呢？让我们欢迎范敬宜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范敬宜：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热情邀请，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和刘长乐、喻国明两位老师合作的机会。

　　要改变“荷包鼓了，心灵却饥渴了”这种现状，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也是读着老《申报》、《新闻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成长起来的。5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在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和激励下，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离开了上海，远赴祖国的东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音未改，乡情未了。我尤其对上海新闻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两年前一推出“文化讲坛”，就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在夏天的夜空里，突然发现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此，我每期必读，而且逢人必夸。

　　今年5月18日，读了《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之后，我非常兴奋，立刻给尹明华社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同时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和尹社长过去交往不多，通话也很少，为什么这次如此兴奋？除了参加“文化讲坛”的三位主讲人章含之、于丹、敬一丹的讲话确实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回答了让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价值观、新闻观的冲击下，在主流媒体不断遭到质疑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办得更好一些？能不能更受欢迎一些、更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充分发挥它的舆论威力？它的前景是不是像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悲观？

　　“文化讲坛”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使我增强了信心，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启发之一，就是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文化讲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就是一个证明。

　　我想首先从身边发生的两件小事谈起：

　　第一件事是，《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我说，你们必须得把报纸还给我，但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估计是回不来了。（全场笑）

　　几天后，我的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症。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第二件事情是，全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徐心华同志退休后，联络了一批刚刚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办了一个茶馆形式的新闻沙龙。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把新闻文化作为沙龙的重要内容，办一个像“文化讲坛”这样的论坛，想请我去讲三课。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大，但是以小观大，可以看到“文化讲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转向刘长乐）这是你说的话吧？（全场笑，刘长乐点头微笑）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实现这种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关键是要依靠它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看，每当经历了某种潮流的冲击，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冷静的反思，并由反思产生另一种饥渴。

　　对目前出现的“文化热”，社会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好、称赞，也有的说这是“虚热”。我想，即使有的地方是“虚热”，也总比“不热”要好。北方农民有句谚语：下雨就有露水。在农作物最干渴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露水也是好的。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四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一个月前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行专题讨论，让他们给“浮躁”下一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