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可是,李立三却无视血的事实,还在鼓吹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各级工会快速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要组织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次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对大会横加干预,硬性地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并突击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由苏联而来,没有把苏联的好东西学来,反而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带了回来,疯狂地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就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宗派主义的排斥和打击,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调和主义”的帽子。
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目睹过立三错误的危害,王明较之李立三更蛮横、更霸道,并将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们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于是,便决定分二处召开党的会议,以唤起党内同志的觉悟,纠正王明“左”倾错误。11月17日,当他和何孟雄等分别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会时,几乎同时被敌人逮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被捕是与王明的狭隘心理有关。王明早就知道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布下网,早就知道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竟无动于衷。有人提出应该营救,王明却指示省委不要管,中央也不要管。他甚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牺牲后,王明毫无悲悯之感,继续向他们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
他们被捕后,很快便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监狱。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陈立夫费尽口舌,劝说他们改变信仰。可是,他们却以其坚定的信念、出色的辩才,把陈立夫驳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便指令就地处决。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1945年4月,中央推翻了王明强加于何孟雄、林育南等的不实之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等作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指出,强加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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