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仁恺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博物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国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
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原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后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里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万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付给他提出的价钱。
除了加紧对“东北货”的追踪，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徐邦达和文物局的工作是接收这些上交的文物，负责鉴别其真伪，并将各件文物登记造册。他们通常在地处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的团城里做这项工作。
1992年徐邦达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建国初期故宫博物院征集艺术品的其他几种办法。在紫禁城一个门洞上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小房子里，徐邦达和张珩对人们带来的数量多得惊人的书画进行鉴定，这些人都愿意用其艺术品换取迫切需要的现金。每天从早到晚，徐邦达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文物中搜捡出最好的部分，把价钱压低，获得上级领导的批准后，付钱买下来。
第二个方法是从一些单位、古玩店、拍卖公司和个人手里赎买文物。徐邦达组织了—个专家组包括唐兰、陈万里和朱家溍，奔赴全国各地去寻找和赎买文物。他们把目标主要集中在长春、大连、沈阳、天津、上海、苏州以及香港等地。另外，北京琉璃厂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的古董店和古玩铺是国宝的另外一个藏身之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国内共收购了53951件文物，其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
在香港赎买文物则颇多障碍，因为当时这里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文物价格也比内地高很多。许多从故宫流失到香港的稀世珍宝的价格更加昂贵，在一些大的英国拍卖行里拍卖。1951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文物局组织特派专家组去香港。他们随身携带着政府筹集的大笔钱款，目的是想尽办法买回从故宫流出的一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
这个专家组于1951年12月抵达香港，成功地买下了两幅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作品，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两件作品上都有宋徽宗的印章和亲笔题词，乾隆皇帝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人收藏，曾存放在故宫养心殿内的书房里。除了赎回这两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外，专家组还买下了据说作者是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以及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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