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民祭”，莫成了文字游戏

　　12响礼炮拉开了祭典的序幕。之后，执事者各执其事，献祭品、奏乐、击鼓鸣钟、燃烛、上香、跪拜、献祝文、献匙箸、献酒、献羹粥、献肴、献茶、献糕点、献时果、宣读祭文、焚祭文等仪程在主祭人和陪祭人的频频大礼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毕。

　　不是演戏，不是拍剧，这是6月21日甘肃天水举行的“民间祭祀伏羲大典”的一段场景。而“民间祭祀伏羲大典”又是第二天开始的、由天水县承办的“全球华人公祭大典”的一个“垫场”。3000民众冒雨祭羲皇，蔚为壮观，《儒林外史》中祭泰伯祠也远没这么大场面。

　　“公祭”，乃是今年流行词之一。只不过，这个很文化的词，却饱受物议。有论者指出，“公祭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游戏’”。5月20日，新华时评《劳民伤财的公祭活动应该叫停》，劳民伤财、助长奢华之风、助长形式主义三大罪状，更是把“公祭”一词钉在耻辱柱上。“与中央提倡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严格控制节庆活动的要求明显相悖”，“对那些没有必要举办、特别是铺张浪费的公祭活动，应该明令禁止。”

　　但中华五千年，名人万万千，谁有必要祭谁没必要祭，委实难决。三皇五帝以下，孔、孟、关羽、诸葛亮……线划到哪里都不是回事。最终，恐怕还是含混下去。

　　至于被诟病的另一方面，即“公祭”实为“官祭”，这次甘肃天水的“民祭”虽未明讲，但反复强调来祭祀的“3000多人都是来自十里八乡的普通百姓”，洗刷“官办”色彩的意味是显然的。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这3000多名“普通百姓”，真是自发而来吗？如果属实，倒不失为一个好消息：一则证明当地生活富裕，民众饱暖而慕礼仪；二则证明当地文化昌盛，老百姓宁可“不稼不穑”，要来认祖识礼。要以言之，当地确实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民祭”如此，“公祭”实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不过，按我国法律法规，3000多人自发集会，祭一个半神半人的“始祖”，终究非同小可，不知道是否已经按律申请、备案？是否有突发安全事件的预案？还有，那些繁文缛节的祭祀程序由谁提供，谁来主持？会后“来自民间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助兴”，种种这些活动的经费又来自何处？单看新闻，都不得而知。但我想，若真是有3000人自发祭祀，并且无须政府出手，自行把那些麻烦的事情解决，倒也是大新闻，不至于新闻中没有体现了。

　　又或者“民祭”是政府搭台，通知“普通百姓”自行参加。但据我个人的经验，一般这样的通知很快会被分解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硬性指标，与工资福利甚至上岗考核联系，到时候，就算再不想参加，预期的人数也基本上“一个都不能少”。如果这样，那“民祭”和“官祭”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在“公祭”饱受非议的今日，即便骑虎难下，非祭不可，减少排场，将成本降低，就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善举。但如果为了减少非议，欲盖弥彰，非要加一个垫场的“民祭”，增加开支不说，也不见得明智。毕竟，大家都清楚，当地的群众生活水平还远没那么高，也没有任何报道证明当地的居民比其他地方更加德行高尚、仰慕文化一些。在我看来，不去祭祀被讥为“数典忘祖”，倒未必有什么了不得，忘记权力是谁赋予，为谁服务，忘记了眼前无数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才真是大问题。

　　只可怜那3000多人，白白淋了一场雨。(本报评论员　宋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