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秘密地放映了一次《小武》,当时第五代、第六代关系也融洽,张艺谋也去看了。”(翟永明。图为《小武》海报)
提问:希望翟老师讲一讲诗歌和独立电影的关系?
翟永明:2001年的时候,我在白夜酒吧搞了差不多一年的“白夜影会”。当时主要是放映中国的DV作品,这个活动持续了一年左右。刚开始是每个礼拜都放,为了找到这些片源,我到北京来参加了很多DV活动。一年以后我没有再做下去,主要原因是片源,当时放映的是年轻人自己拍的DV作品,但是到最后DV电影也涉及到一个版权问题,我想要放映一些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出版权问题,比如说我需要购买。因为我做“白夜影会”也是出于爱好,一下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最后我也没有办下去。
后来,有很多DV爱好者不断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在成都,“白夜影会”一直是DV爱好者的阵地,他们可以在那里放映。我不办了以后,他们觉得挺遗憾的,经常跟我讲,让我重新恢复“白夜影会”。现在白夜要重新换一个地方,大一点的。有一天我会重新把“白夜影会”做起来。作为一个诗人,也希望我做一些除了诗歌写作之外的事情。DV电影一直是我比较喜欢,也一直比较关注的。
提问:今天第一次听到“新独立电影”这个概念,这个“新”代表怎样的关注点?之前和之后的作品呈现怎样的线索?
王超:先补充一下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中国诗歌跟电影的趣事情。我在80年代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对在座的像翟永明、江河那会是很敬仰的,特别崇敬他们。我写诗,在诗刊杂志上看到他们的诗歌。1999年还是2000年的时候,我是陈凯歌的助手,我把陈凯歌拉到成都开一个会,那个会很奇怪,当时贾樟柯刚拍完《小武》,大家开会,也是四川的诗人办的会,那时我还没有拍《安阳婴儿》,就看见翟永明从一个房间出来,说她去采访贾樟柯了。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翟永明是我崇敬的大诗人,怎么可以采访贾樟柯呢。贾樟柯当时拍完《小武》,影响力还没有扩散来,怎么能采访贾樟柯?贾樟柯是我哥们,很熟的。从这点上可以感觉到,中国诗人对这个时代所缺乏的诗意的敏感、追逐和呵护,当时令我非常感动。
我在北京看《小武》的时候,第一次认识欧阳江河。北京秘密地放映了一次《小武》,当时第五代、第六代关系也融洽,当时张艺谋也去看了。我第一次认识欧阳江河,欧阳江河是《小武》北京首映会的主持。我就见到了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是李陀带张艺谋去的。
李陀:不是我带去的,我跟几个人吃饭,张艺谋就闯进去了,说我要跟你去看《小武》。
王超:欧阳江河也是80年代受人敬仰的大诗人,见到他,真是很感动。
翟永明:99年在成都文学圈里搞的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当时几乎所有的第五代导演都去了,但是第六代导演只有几个,只有贾樟柯、王光立,还有搞装置艺术的汪建伟。其中贾樟柯、汪建伟都是我推荐的,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贾樟柯是谁。刚才王超讲到的我采访贾樟柯,其实有一个“阴谋”在里面。当时一直是第五代导演发言,到那天,突然组委会的人说希望我去采访一下贾樟柯和吴文光,我说可以,都是朋友,采访一下无妨。后来汪建伟跑过来说,说所有的第五代导演都在批判贾樟柯,批判他的《小武》,批判第六代导演,组委会怕发生冲突,所以故意使了一个招,让我采访贾樟柯和吴文光,等于把冲突化解了。当时贾樟柯一听气坏了,跳起来要跟他们理论。当时所有朋友都说算了算了,他们那边人人多势众,除了张艺谋以外,其余第五代导演都在。这个事情不了了之。
那一次主要是关注第五代导演。当时第六代导演几乎没有势力。贾樟柯说当时到国外参加诗歌节的时候《小武》得了奖,看到中国电影代表团他过去,所有的人看到他都散开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第六代导演现在越来越成熟,势力也扩大了,不像99年那样。
欧阳江河:你们刚才讲这些,我就回想起我最初直接跟电影导演交往的经历。我认识第一个导演就是贾樟柯,1997年前后,北大有一个批评家周末活动,有一次我去参加活动,看到在放《小武》,非常兴奋。我们是上午看的,那时贾樟柯没来。午饭以后要和北大学子讨论这个电影,贾樟柯来了,说他很抱歉上午没来,因为昨天晚上被他家养的狗给咬了,咬了以后,打预防针。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当时我看了电影以后很兴奋,贾樟柯那个时候二十几岁,比我还矮,我还开玩笑说,哪里都很难找比我还矮的人……后来我建议,贾樟柯在我一个书法界朋友叫曾来德的书法工作室放一次《小武》的胶片。那是《小武》唯一一次在北京公开场合放胶片。原来想30个人去看,结果来了200多人,凳子不够了,贾樟柯的电影又没有字幕,还是山西话,要由贾樟柯本人做翻译,翻译成普通话,做配音,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再后来我看到李陀也来了,把张艺谋都“绑架”来了,据说张艺谋看完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话。我听贾樟柯讲,张艺谋在有些场合还是肯定他的电影的。贾樟柯的《站台》有一个角色曾经想请张艺谋本人来演,后来张艺谋说很忙没有来。诗歌和电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王超自己写过小说和诗,贾樟柯是写过诗的。
汪晖:诗歌和电影的结合,应该算是中国电影第一步在形式上变成“新电影”的开端。整个电影是一首诗改编的,当年张艺谋拿着摄像机那个紧张,那个是某种诗歌能够创造的紧张感,那个电影当时对形式冲击力极大。刚才说到《一个和八个》,其实中国新电影一定程度上是从诗歌开始的。
李陀:为什么加一个“新”字?这个问题是正在讨论之中的,我们也没有把握,可以一起商量。独立电影的概念不是谁的发明,在中国有好几年的历史。就我个人而言,加一个“新”字就是和翟永明张口闭口“第六代”做一些澄清。她老是用“第六代”的大框把所有的导演扔进去,我就想挑出来一部分导演,比如像王超、贾樟柯、李扬、韩杰,万马才旦、李玉、朱文,把这些人挑出来,和我们所习惯的“第六代”导演做区别。在我看来,娄烨、张元、王小帅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之间有一种关系,都是表现个人内心的成长,表现个人内心的冲突和苦闷,孤独,都是这种主题。但是到了王超的《安阳婴儿》这批电影出来以后,就跟这些主题拜拜了。我仅仅是从主题一个角度区分的。在叙事风格上、在镜头运用上、在荧幕结构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大家有兴趣的话,把韩杰的《赖小子》和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做一个比较。你们从主题和叙事风格和镜头应用上,都可以看出有多大的区别,有一个区别是他们对普通人,特别对底层人的态度不同,这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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