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们看到的一些独立电影就是学生在校园的网络上流通,这是一个渠道。甚至大部分人看三峡好人可能也是从FTP上下载。这种地下流通渠道跟正规的法律保护的版权问题,相对来讲有一定的冲突,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超:关于网络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中国的网络在逐渐地正规化,今年我的《江城夏日》、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还有几个独立电影都正式地卖给一个电影网站,你们在网络上能看见这几个电影。这两年内出现的独立电影,是非常正规地把版权卖给了一个网站,当然其他转载肯定是会有的。中国的网络这个渠道也越来越正规化和市场化。
汪晖:今天很多印刷物发行下降,报纸下降,网络上升,以后网络的传播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空间?因为现在的院线太被资本控制了,太被国家控制了。第五期《读书》杂志上郑洞天导演写了一篇文章,很详细地叙述了整个电影生产和院线审查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有大量的数据在那里。另外有一个作者讲张艺谋、陈凯歌这些片子怎么控制整个媒体,操弄媒体,操弄院线,在两篇文章说得非常清楚。
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和权利同时控制非常严密的体制里,独立电影需要找到新的传播渠道和空间。如果那位同学说得是很真实的状况,那我们看主流媒体天天宣传说《三峡好人》没有观众,可是实际上观众通过网络传播的观众数量达到相当大规模的话,意味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电影空间开始出现了。这个事情有它的积极性,确实可以补充独立电影的含义。
提问:网络正规以后,会不会成为另一套体系?
汪晖:非常可能。
提问:对于中国目前当下的现实,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大家都认为目前精神非常猥琐,而且人性恶的成分相当大。大家都知道最近山西黑煤窑事件,觉得这样的事怎么发生在中国?很可怕。我想问一下,作为精神产品和艺术产品,无论是电影还是诗歌,到底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的国民素质,给我们一些希望和一些美好,而不仅仅是记录?
王超:先说说黑煤窑事件。我听说黑煤窑事件煤窑主在太原的街头先设了一个接收人的帐篷式的东西。说我这里有一个工作,社会上的流浪人员要到这里来,我能够给你点钱,他们一开始是这样的。我就在想如果民政部或者其他的一些福利机构也能够在太原的街头设立这么一个收购流浪人员的帐篷,是不是去那边的人就少一点呢。这是第一个事情。
其他的事情是记录的问题,就是在记录的同时是不是有所表达或者说至少可以和大家一起探寻出路?在独立电影里,尽管他们的成色是灰色的、压抑的,但是在描述过程中或者说到最后的人物绝境的揭露,都蕴含着希望,尽管它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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