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独立电影访谈录:民间影像力量在崛起

    “我最近看到有个电影叫《槟榔》，投资额才一两万块钱，拍得干干净净，电影镜头的运用非常熟稔，很完整，让我很惊讶。这是真正意义的独立电影，这个电影在釜山电影节也得了大奖。”（欧阳江河。图为《槟榔》剧照）

　　提问：您对独立电影的独立性怎么看？是看它的内容跟大众的趣味娱乐性和商业性电影的分别，还是看它从内容上是否通过审查进入公映这个层面？

　　汪晖：刚才一开头李陀和欧阳江河都已经讲过独立电影跟商业体制和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把它叫做“独立电影”还和另外一个概念有关系。在90年代的中国，张元刚拍电影，那个时候海外的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把它叫做“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的概念一部分也是针对“地下电影”的说法产生出来的。原来地下电影的说法还是在冷战氛围里，主要在西方世界里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电影，它们好像不能够正式发行，就把他们称为“地下电影”，有强烈的直接的政治性，或者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里有一个特殊的指向。

    但是在今天这个氛围中来谈的话，第一，命名本身，原来把相当多的这类电影叫“地下电影”，大概在中国不是那么准确，很难放在原来的那样的意识形态来叙述。第二，独立电影如果仅仅是地下电影的话，就意味着好像在一个世界里不能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浮出水面。

    “独立电影”的意思有它的双重性。一个是在现当代越来越被资本操控的文化市场里，它试图有一个新的空间出来。这个空间不是可以单方面加以界定的空间。一方面你可以界定它的发行渠道，这部分独立电影可能不在原来国家的发行体制里；也可以从投资的角度考量，都是他们自己自筹的资金，而不是在现在大规模的电影文化市场有大的投资或者国家的资本投资。

    但是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错综纠葛在一起，虽然有一个趋向，但是不能清晰地界定。刚才有观众说“适度犯规”，以及李陀一开始说的“紧张性”，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还提到了独立电影跟纪录片的关系。DV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拍摄可能性，所以“独立”的意思可能也需要在一个完全新的条件下去创作。

　　李陀：我们要清晰界定“独立性”很困难，要从很多层面，很多纬度讨论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我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看是不是有助于说清这个问题。电影生产有一个特点：工业性很强。在某种意义上电影是工业生产，因此它很容易被控制，很多人可能都清楚好莱坞电影的生产过程，好莱坞电影的生产过程完全在制片人控制之下。好莱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导演拍了一部非常有名的片子，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那个制片人非常傲慢的说，这个片子不是导演拍的，实际上是我拍的。而“独立电影”就是把这种控制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使得导演还能够按照导演的意图来拍片。当然你从资金注入来说或者从剧本和其他生产过程来说，总会有一些因素来介入，但是会被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

　　欧阳江河：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怎么界定和理解独立电影。最近在中国有越来越多比较清醒主动的电影人在试图拍摄完全由自己控制的电影。他们可以把资金压到最低——我最近看到有个电影叫《槟榔》，投资额才一两万块钱，拍得干干净净，电影镜头的运用非常熟稔，很完整，让我很惊讶。这是真正意义的独立电影，这个电影在釜山电影节也得了大奖。汪晖试图从文化角度讲“独立”，李陀则从比较具体的、专业运作的角度解释。所谓“独立电影”首先有一个条件：是导演在控制而不是资本，这个说得越来越清晰了。

　　李陀：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冲突当中，如果导演能够使得被控制的程度减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独立电影的品格。如果他完全被控制，我觉得很难说它是独立电影。

　　欧阳江河：还有一个问题，它的传播渠道。刚才说的几部独立电影根本没有可能进入发行渠道，因为没有电影院院线会放映，他们出来的产品也不是胶片，有的就是DV。我看到几部是通过电影学院——张献民、崔卫平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作室，又放纪录片，又放电影片，两个星期放一次，也有一些讨论，然后把这些讨论放在网上。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形式，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几部通过院线的方式看不到的电影。

　　讨论的另一个方向就是流通渠道。因为这些电影连做成DVD卖的可能性都没有。本身没有考虑比如怎么发行、怎么回收投资的问题，就是自己凑点钱弄一弄，或者父母给点钱，干脆在DV上，再一个29寸屏幕上放一放。但是这样100%独立的时候，反而又生产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电影这个东西还是得带着投资、市场这样的“镣铐”跳舞。因为电影是一种娱乐方式，如果独立电影做到那种程度就不叫电影了，叫“反电影”，就是影像写作。我所理解的电影一定要考虑投资、市场、发行还有观众接触大的循环。不知道我的说法会不会比较保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