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文章摘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作者:罗平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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