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只有“国学”一种声音

　　本报记者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

　　不可只有“国学”一种声音

　　人物简介：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兼主编。

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传统的误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思想与人物》等。

　　不久前，北大学者李零出版了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将孔子解读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此书一出，立即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批判与攻讦接踵而至，甚至被上升为2007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

　　有人说，这大约又是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大陆新儒家”）的另一场遭遇。实际上，这场论争的更大背景，是近两年来迅速席卷全国的“国学”热。怎样看待“国学”？儒学和“国学”是什么关系？“国学”与“传统文化”有何联系与区别？“国学”能否成为拯救中国人文现状的良药？

　　在这一场纷纷扰扰之中，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声音，那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此前他曾撰写《论“国学”应该缓行》的长文。近日，本报记者以李零这本新书为由专访了刘梦溪，从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开始，他谈到传统与现代性等问题，对刮风式的学术文化这“热”那“热”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发出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文化广场》：自李零在5月出版了解读论语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和否定的声音纷至沓来。您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刘梦溪：首先，这是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的好处在于，他把许多文献训诂的知识性的问题，用最简约普通的语言讲明白了。李零的文献学根底不薄，读书广博，“游谈有根”。他对《论语》的解读，不是简单的文本注释，亦非纯哲学化的阐释，而是把《论语》的基本知识构架、文化“制式”和文化理想给“化解”开了。他喜欢跟今天的语境联系起来，有时忍不住说些“怪话”。

　　另一个重要之点在于它的批判精神，不仅仅是对各家注疏的扬榷取舍，对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拿孔子说事”的风气亦有梳理和批评，还掺杂着李零对知识分子等问题在内的现实批评。对当下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在疏解原典的过程中也每有牵及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虽然，他的批评更多的是世俗化的批评，学理的批评显得不足。但至少，当人们一再埋怨知识分子声音太少的时候，李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部著作是“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

　　孔子和《论语》的遭遇，历朝历代主要是添加，李零则想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他解读的是《论语》里的孔子。如果说已往的解读，有把《论语》神圣化，把孔子神圣化的倾向，李零的解读，则是对神圣化的一种消解，他的学术目标是面对当下的“时尚”把孔子由圣人还原为“人”。孔子时代的孔子，不仅没有成为圣人，还是一个失意的人。李零说孔子是一个符号，他下好大的功夫把各色人等塞到符号里的东西分类清理出来。他善于讲其实是真事的时世笑话，连范文澜、翦伯赞两位史学家的政治命运竟然和孔子有关，他也能说出个底理。如果从思想传承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对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不无一定的挑战性，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这本书也可能是鉴于当前的《论语》热，鉴于于丹讲《论语》的心得，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愿意调动自己的资源，发出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我并不赞成‘国学’太热”

　　《文化广场》：《丧家狗》一书引发的激烈争议折射出当下种种文化思潮，今天我们看待儒学、“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视界与心态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吗？

　　刘梦溪：传统文化绝对不是只有儒学一家，也不能把“国学”跟儒学等同起来。真正的学者绝不是一家一派的代言人。陈寅恪也说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主要在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方面，关于思想学说反而不如佛、道二教。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只坚执儒家一个系派，显然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国学”与传统文化同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以前称国学，主要指中国固有学术，窄而言之，应该指“六艺之学”。明经学、通小学，是治国学的两个条件。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闻的学问。怎么可能突然就“热”起来？包括国学在内的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

　　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

　　《文化广场》：目前的“国学”热是否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当下又应该怎样理性地看待“国学”热？

　　刘梦溪：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是存在断层的，改革开放到今天，还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上还是一个恢复记忆、重建传统的时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有过一次对话，他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他概括得非常好。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当然是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又是非常之小。因此有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到底中国有传统，还是美国有传统？我觉得都不能简单回答。美国历史短，但传统并不单薄。中国历史长，但延续至今的传统未免太少。所谓“昔不至今”，这是僧肇的话，值得深思。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以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并非如此。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有过对传统文化只采取单一向度的否定的时候，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为我们过分倚重传统文化的理由。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不得不重新起步。当代社会科学在一些领域是失语的，自然科学因为有国家的大力投入，情况要好些，但属于自己的原创的发明创造还是少之又少。而这些只能靠科学技术的革命，不是靠传统文化就能够解决的。这种背景之下讲“国学”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一方面是一种需要，另一方面传统并不是可以依赖的直接力量，它需要转化，经过重新阐释才能成为与现代性相关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异质文化的参照，不大胆移植和嫁接世界各国的文化，我们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近我提出，“传统不能割断”和“世界不能脱离”，这两条五百年、三百年、一百年、近三十年以来的经验，需要不偏废的记取。我个人近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现仍在继续。但我不愿意看到，在讲“国学”讲传统文化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变成只知有中，不知有西。

　　用传统批判现代性，用现代性批判传统

　　《文化广场》：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基本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最近还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不恰当的思维方式。

　　现在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很可能或者应该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上看，以前的两个现代化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世界辐射最大的一个模式，这两者的共相比较多。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金耀基先生是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当然会有不同于欧洲、北美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的努力有可能会造就一个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所以如此，是基于我们不同的文化传统。但现代性是有其共相的，比如我们离不开市场经济，离不开政治民主化，离不开中产阶级群体的兴起。如果由于倡导传统文化，而误以为我们从前什么都好，你有技术，我有道德，你有科学，我有国学，那就不仅是固步自封，而且是妄自尊大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既要用传统批判现代性，也要用现代性批判传统。

　　作者:本报记者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