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历史学家史景迁: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让人着迷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让人着迷”——专访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史景迁 资料图片

　　史景迁是用来读的。

　　这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被称作“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在整个西方，恐怕没有一个人比他出版过更丰富更受欢迎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作品了。他每出一本新书，往往是洛阳纸贵，被抢购一空。

　　行文华丽丰美、“好看”是人们对其作品的第一感觉。在他的笔下，历史从来不是枯燥的考据与冰冷的事实。据说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咖啡馆中写就的，依靠对史料的融会贯通，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内心细腻变化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他的想像力如天马行空般驰骋，他会依据所要表达的主题，把原始材料取舍裁剪、置入他构建的框架中，读来如春雨润物般细腻。

　　史景迁作品的广受欢迎，在于让对艰深抽象的学术议题不感兴趣的读者，也能够深入历史表层背后，获得融会贯通的趣味。

　　他凭借在史学研究中的“野路子”而独树一帜，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叙述史学的代表人物和近代中国研究大师。

　　历史是如何地一点点作用着今天的现实？这是史景迁花一辈子心血研究的课题。史景迁的中文名字也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也是他倾注一生的领域，“景迁”则表达了他对史学大师司马迁的景仰。

　　近期，史景迁应北大—耶鲁联合项目之邀来京讲学，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这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很少说汉语，倒是在采访过程中时时提起他的太太——出生于台湾的另一位历史学者金安平(她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金毓黼先生的孙女)。他说多亏有个会说汉语的太太，这样才能和更多的中国学生沟通交流。

　　中国魔力

　　《21世纪》：我们知道，您作为一个英国人，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从事研究，而您的研究领域又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能谈谈您对这三个国家的感情么？

　　史景迁：我在英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成长时光，当时我在学校主要学习欧洲历史。1959年时，我得到一个到美国耶鲁大学交流学习的机会，用两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到耶鲁后，我发现那里开设有中国历史的课程，那时，我对中国历史还一无所知，中国历史对我而言是一个新奇又完全不同的学科。我开始接触她，当然是用英文，那时我还不懂汉语。随着对中国历史了解的加深，我发现这是我所学过最有趣的东西了。

　　在英国，人们虽然感觉中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国度，但在那里很难得到关于中国细节的知识，比如中国戏曲。而这些知识可以在美国得到。中国的戏曲让我很着迷，让我更喜欢研究中国的东西。

　　硕士毕业后，耶鲁准备让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实际上，以前我只是为了自己的乐趣学习中国，而读博士就意味着我要把研究中国作为自己的职业了。那时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应该尝试这个研究，因为在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国历史学家。

　　在1950年代，中国对西方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我不能去北京，只得在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湾做中国历史的研究。

　　《21世纪》：不能直接到中国内地吗？

　　史景迁：当时很难获得到中国内地去的护照，但是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到中国台湾去。中国台湾当时有很多关于清朝早期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康熙的资料很多，我利用那里的材料做完了我的博士论文。我觉得康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愿意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后来会讲授中国历史课程，研究中国历史是一回事，教中国历史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跟西方学生分享我在研究中国历史中的乐趣，但发现很困难。所以我开始讲授中国的简要历史，不讲授其中的复杂之处，我主要选择晚明至今的中国历史来讲授。

　　我开始讲授中国历史课是在1966年，当时的中国对外界依然是隔绝的。这样，我在还没有到过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在美国讲授中国历史课程了。

　　《21世纪》：您是什么时候才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的？

　　史景迁：在1974年，通过耶鲁大学的科研项目，我第一次到了中国内地，直到这一年我才把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真正的联系了起来。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对中国的强烈兴趣，现在我70多岁了，但对中国的兴趣和求知欲望有增无减。

　　《21世纪》：这些年来，您觉得中国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变化有哪些？

　　史景迁： 30多年的时间里，我觉得主要的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的开放，不仅是对中国人内部开放，也对外国人开放；另外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也有所改变，政策变得更具有灵活性，也更强大了。

　　除此之外，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景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我到中国的次数并不是非常多，无法做详细的比较。但当我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书时，我都会去做一些实地考察，比如我写关于雍正的书时，我到过湖南，因此我对中国的乡村变化也有比较深刻的感受。

　　与乡村相比，或许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实即便是最小的城市其变化都相当巨大。我觉得，这些变化带来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然而，坦率讲，这些城市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这主要是以追求利润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造成的。

　　现在的中国，从某种角度讲，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有条理地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保持国家的和平稳定，维持现有的发展活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中国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中国人要努力整合一个新的社会，协调社会的平衡，尤其是城市和乡村的平衡。

　　在北京这几天，我也经常看看报纸，看到太湖水污染、无锡的居民没有水喝的新闻，我很惋惜。这些消息是一种警示，提示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要平衡与环境的关系。

　　从不同的层面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不同的发展和挑战，在交通上、城市发展上、环境治理，以及权力滥用，城乡关系等方面，可以说，现在的中国面临着不少的难题。

　　《21世纪》：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就是钻进故纸堆，从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于现实的中国，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的？

　　史景迁：在了解中国这些问题上，我夫人是我的老师，她长在中国台湾，说中文。我们也经常与很多中国学生交谈，包括来自北大的学生。很多中国年轻人受到的学术训练是非常优秀的，他们也非常聪明，我对此印象深刻。

　　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学习古代中国的知识，包括古代哲学和文学，学习孔子、荀子以及庄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一直在学习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中有丰富的知识财富，有美丽的语言，美丽的艺术，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感兴趣，我觉得非常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