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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她和美国丈夫出版了英译毛诗，台湾报刊就骂她不忠不孝，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之后，她的寓所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
“有一天，PAUL突然问我：‘听说毛的诗写得不错？’”
PAUL是指聂华苓丈夫、美国著名作家安格尔。每次提到PAUL，她的语调都格外柔和。
“我就给他说，毛有些篇章的确很棒。他马上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译几首呢？”
聂华苓动了心。
为了译毛诗，聂华苓不得不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首毛诗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告诉笔者。
长征的故事，延安的故事，整个红色中国的故事，就这样一步步走进聂华苓的视野，新鲜而朦胧。
“接着我就挨骂了。台湾报刊骂我不忠不孝。”聂华苓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聂华苓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两边都对我想象过度了，把一个文学事件政治化了。”回忆这段风波，聂华苓满脸的无奈。
但无论如何，毛诗英译无意间为聂华苓开启了人生的一个通道——梦萦魂系的故园向她张开了双臂。“四人帮”垮台不久，即1978年，聂华苓重返阔别三十年的祖国。受到的礼遇之高，超乎她的想象。
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
相遇聂华苓，多少有些意外。刚到爱荷华就问陪同官员，有没有机会拜会聂华苓？陪同官员说，他们早已知会聂华苓，但她住在山上，刚下过大雪，路上尚有积冰，开车下山怕有危险，所以没安排。我也就不指望了。2日上午造访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陪同官员突然提示说，中午聂华苓请我们吃饭。跟写作坊负责人谈到11点，一个人推门而入，所有人一齐站了起来，我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华苓了吧。
果然不差。风尘仆仆的聂华苓显得瘦小而又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握手，寒暄，然后一群人围着靠墙的安格尔铜像合影。身为写作坊教父的安格尔，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人群中间。
“他特别强壮。”聂华苓骄傲地回忆说：“八十年代我们买了个很大很大的微波炉，重量超过一百公斤。他从车库直接抱到二楼厨房，途中根本不停下来歇口气。”
尽管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安格尔还是扛不住命运的闸门，而在1991年溘然西去。那年聂华苓66岁。
“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聂华苓神色黯然地说。
两部心爱的相机也都送了人。“我很喜欢摄影。PAUL的合影照，只要没有我，一般都是我拍的。但他走了之后，我再没什么照片可拍了。”
对PAUL的记忆那样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一个通灵大师主动要给她预言未来时，她竟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在写作坊办公室象征性地停留了几分钟，聂华苓就招呼我和翻译随她出门。门外白雪皑皑。
“那是我的车。”她指着不远处一辆银灰色的两厢车说。那车的档次，估计跟国内几万块钱一辆的小车差不太多。
说着，抬腿就朝自己的坐驾走去：“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吃饭。”
雪地挺滑溜的，摔一跤肯定不轻。我赶紧伸手把她拉住：“聂老师咱们就在这等，叫司机把车开过来嘛。”
老太太乐了：“咳，我哪来什么司机。”
翻译也笑了：“你以为是在国内呀，这里的老人都很独立，都是自己开车。”
一排排小别墅从车窗两边哗啦啦地整齐后退。爱荷华实在太小，转眼间一片一片空旷的农田扑面而来，车子出城了。很快，一条河流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爱荷华河。我们到了。”聂华苓说。
“但这里还不是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去得最多的地方。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
我当然只好摇头。她叹口气：
“这你都不知道呀，答案其实好简单，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家呀。”
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笑完了，老太太很郑重地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不知道你下午的行程怎么安排的，但我家你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尽管事先有安排，吃完饭后我们还是先绕道去她家。
聂华苓家掩映在半山腰上的丛林中，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山坡，积雪像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毛毯，丰腴而松软。山下也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蔚蓝的爱荷华河在丛林中若隐若现，充满诱惑。
我只在楼上停留了不到一分钟，但我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叫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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