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
要说今日的读者，知道陈丹青的，首先是因为“清华教授辞职”事件，其次是因为《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这两本书，再次恐怕才是作为画过《西藏组画》的画家。
自从到了高校教书，陈丹青和许多教授一样，每到招生的季节，必须面对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是政治、外语科目的分数。都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陈丹青感叹：一格一格，全是格呀！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哪里可以看得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普天之下，莫非体制。”土插队洋插队26年，野惯了的陈丹青哪里受得了这种从未置身过的体制？陈丹青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1978年，陈丹青自己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结果，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
时间轮转二十余年，英语和政治两课考试的严格限定，使陈丹青四年招不到一个硕士生，他慨然奔走，以无果而终。2003年起意辞职，他说是性格使然，“我顶喜欢尼采一句话：‘服从？No！领导？No！Never！’”另外他也觉得年过五十，望见六十，希望重新在画布上扑腾。为此事，陈丹青小心躲着媒体，踌躇数月，终于还是被弄出了巨大的动静来，直到2007年春上走成，辞职这一私人事件已经世间纷扬，让他无处躲藏了。“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打不过，一路逃一路叫骂，骂给自己听听，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
其实现实也并非只是不变的现实。最近学者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陈丹青认为这事情就与他当时受聘清华大学有点相像。他很认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的一个观点：对教育现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抱怨，在这种无能为力的背后，是否潜藏着一种“总体解决”的宏大思维，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改革？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待和与这种等待相伴的无所作为的心理。而有效的变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由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去突破的。今天，我们比以往更能认识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改良和改善的价值。
归国七年出书五本
陈丹青的父亲说，对丹青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非常自信，送他去学游泳，还没下水，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游。陈丹青从小就喜欢游泳、音乐、文学、绘画，但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让他学画。陈丹青4岁那年，父亲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丹青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父亲劝他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一次，父亲在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里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色彩浓重的油画，原来这是一位侨居意大利的俄国著名画家的杰作：《意大利姑娘》，他马上拿回家送给了儿子。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竟画得栩栩如生。
父亲这样评价儿子：在绘画时，丹青没有画高大全的人物；在写文章时，丹青敢讲真话。
陈丹青说，他经历了非常匮乏的时代，少年时无书可看，在图书馆“偷”得一本《牛虻》，如获至宝。小学毕业后，他“突然遭遇鲁迅”，那时，《鲁迅全集》成了他唯一可看的书籍，却也让他可以全心全意地只读一个人的著作。14岁时，他替“右派”父亲写申述状，一点都不能出错，于是学会了技巧。40岁时，画画的陈丹青不料自己也作起文章来了，而且一如画画般流畅和充满快感。我读陈丹青的文章，从语言到思想，无不可以感受到他年少时专注于鲁迅而练就的“童子功”。归国七年来，陈丹青已出了五本书，《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之前的三本是《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多余的素材》。出第一本《纽约琐记》时，出版社印了3500册，担心销不掉。2005年出版的《退步集》，如今已是第十三次印刷，达到十一万册，并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且是获奖的10本书中唯一的人文书。2007年4月出版的《退步集续编》，开印就是十万册，有媒体认为是第17届全国书市“唯一亮点”。连陈丹青本人也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读者了，“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还是仍旧少得可怜？或许都是原因吧。”（缪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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