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批评,那是因为喜欢上海
让陈丹青感叹的是:“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陈丹青指的是一个艺术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岂止是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在亚洲也独执牛耳。
陈丹青说,他发出批评,说他所记得的那个上海萎谢了、淹没了,那是因为他喜欢上海。他称赞上海的大剧院、博物馆、美术馆等城市文化建设,国内无可比拟,“上海也有新的辉煌呀。别着急,笃悠悠。”他总是用自己的教学经费让学生到上海美术馆看“双年展”,“那真是开眼界的”。他不刻意彰显或者隐藏自己是一个上海人的身份。他在上海有许多朋友,很多是文学圈内的,王安忆、陈村、孙甘露、吴亮……在一起他们就说上海话,虽然说的还是在北京说的那些事。
“我拥抱今天的现实”
加个“进步”,话可以说开去
文汇报:你这次来上海作讲演,我注意到题目是《进步退步》,这很有意思,你的两本书都以“退步”为书名,“进步”这个词好像第一次拿来作为题目。这里面有怎样的思考?
陈丹青:自从出了《退步集》,至今不断有人问我到底什么意思——现在你要是说句俏皮话,或者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一语双关,一词多义,很多人会听不懂。我取“退步”做书名的理由,序言里早说了。回国后不务本业,确实退步了;对照书中种种议论,“退步”二字似乎又可以有别的意思,指别的事物……我只是解释得有点烦了,所以这次加个“进步”,话可以说开去。
要论国家的进步,那还用说么?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到今天,咱们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万亿元,这就是巨大的进步,中国再也不会挨打,中国强大了。还有衣食住行的进步,包括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讲话,都是进步,像我这辈人年轻时,根本无法想象国家会有这些巨大的进步。
可是退步也很明显啊!这两年我“攻击”大学生两课考试制度,比如英语考试伤害的就是英语本身。我父亲1948年考取海关大学,大学里都是外国老师,上课只能是英文。清华的英语老教授孙复初与我父亲是同代人,他就说四十年代中学英语教育超过今天的大学,因为一进大学就必须能用英语听课、写作了,所以他认为今天“大学英语”这句话根本就是错的。我记得“文革”结束后,1978、1979年,中国恢复第一份英文报纸,我父亲当时荒废了三十多年的英语,但拿起来一看,随即告诉我报纸的内容。今天的博士生硕士生,英语可以考到八九十分,可是应用水准远远不如那个年代。今天外语教育完全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应用。
至于人心,这几十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社会有公论,不必我来说。但我拥抱今天的现实。在六七十年代生活过的人,绝对肯定今天。如果国家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样子,还是我当年离开的样子,我会掉头就走。
最近有了新画室,我会试着多画画
文汇报:你和马可鲁、冯良鸿刚刚在北京酒厂TRA国际画廊举办了“纽约三人行”的画展,展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旧作。怎么会想到举办这样一个画展?
陈丹青:这些年我一直劝好些纽约朋友回来。可鲁、良鸿是去年回来的。我们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分别作画,互相叫好,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们毫不在意,非常快乐。我们三个的画在曼哈顿下城区展出过,现在带着纽约的风尘,回到北京来了。有人认为这次画展是我从大学辞职后的一个姿态,其实没这回事,画展去年就说好了,排挡期排在今年4月28日到5月20日。就是这样。
文汇报:从清华大学辞职,事件已经尘埃落定。我看到一个说法,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你有自己的抱负和原则,另一方面你也无需顾虑“娜拉走后怎么办”。你怎么看呢?
陈丹青:对。我长期靠卖画谋生,很熟悉单干的代价。即便没有经济保障我也会辞职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1980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一年后就去纽约,放弃当时的待遇和前途,一点不留恋。去了纽约,没单位,没人发工资,照样活过来。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年薪五万元,收入是纽约时期的零头,我也很安然,也没有参加国内拍卖。2003年后我的画才参加拍卖。
文汇报:从高校辞职后,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
陈丹青:最近有了新画室,等新书宣传结束后,我会试着多画画。
文汇报:手上有什么重大的题材?
陈丹青:没有。画画对我来说越来越私人化,我不会向外界证明自己还在画画,这种心态早就过了。
写作时很“视觉”,画画时很“叙述”
文汇报:你回国后已经出了五本书,尤其是《退步集》和刚出的《退步集续编》,影响很大。有人说陈丹青的语言应该是绘画,而不是写作。你觉得写作和绘画作为两种表达方式的异同是什么?你是否更喜欢其中的一种?
陈丹青:我写作时,很“视觉”,好像在画画;我画画时,很“叙述”,好像在写作,都有快感。这是“同”的一面;“异”的一面,写作可以表达画画无法表达的许多感受。譬如陈逸飞去世了,我回想他,一个晚上文章就写出来——写我俩过去十几年那么好的朋友关系,写我们在纽约发生芥蒂,不来往又是十几年——你想想,这样的过程怎么画?完全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画,但值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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