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身都是"上海因子" 陈丹青:退可退 非常退

　　5月25日下午，从虹桥机场出来后，按照事先的邀约，陈丹青直奔位于威海路的文新大厦。他79岁的父亲陈兆炽亲自开车接他——很多年来，他父亲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做。停罢车子，老人随后来到了我们和陈丹青已经落座的43楼咖啡厅，大头皮鞋，牛仔外套，身材高大，头发浓密，好一副健朗的身子骨！54年前，大儿子出生，这位1948年考入海关大学的广东台山青年，因喜极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词，取名“陈丹青”；翌年小儿子出生，换一字：“陈丹心”。

　　且看陈丹青，平素一向保持的短发，短袖衬衫，纽扣一直锁到脖颈——一个也不落下。黑色裤子，黑色皮鞋。洁净的脸庞，好大的眼睛，取来无框的眼镜戴上，粲然一笑：这些年写作，把眼睛搞坏了，这下我看清你了。举止优雅，言语不惊，哪是报纸上白纸黑字、千篇一律、写得分明的那个愤怒甚而偏激的人？媒体为夺眼球，有时难免简单化，画脸只画半张，色彩只用一种。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尚可接受，要不得的是取了筐来，把人往里装，偏又不让争辩。陈丹青道：“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岸而起’，我与领导谈辞职，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从下午三点到五点三刻，我们和陈丹青聊天近三小时。期间陈丹青喝掉了三杯咖啡、抽掉了六根香烟。门外有别的媒体记者等着，楼下有书店的车子要接他……晚上还有两家媒体采访；第二天，他要作“东方文化讲坛”的演讲、下午签售、晚上赶往杭州；第三日，读者见面会，浙江大学演讲……《退步集续编》首印十万册，为了配合出版社的宣传，陈丹青几日来需要连轴转，他自嘲为：接客。

　　但，你莫看陈丹青归国以来只是或黯然怀旧，或激愤发言，或批评城市，或笑谈鲁迅；一袭青衫，潇洒走动，风光无限。你又怎么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内心里有着怎样的思量？他的手上雪藏和酝酿着怎样的大作品？我以为，陈丹青终究不是做戏给“沉默的大多数”看的人。一个人坐在舞台中央，灯光明晃晃照着，他不见人，人则皆可见他，此番场景哪是这个聪明人的所好！回到画室僻静一角，他最终挥舞的，是手中的画笔，最终留世的，也许更会是他或旧或新的组画。所以，陈丹青所言之“退步”，或者他“退步”的姿势，套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曰：“退可退，非常退”，大约不错。

　　“上海是伟大的启蒙教师”

　　浑身上下都是“上海因子”

　　1970年，17岁的陈丹青开始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那时节，勾销上海户口几乎是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雳。陈丹青茫然离开曾经打架、追逃、斗蟋蟀、爬屋顶的上海石门一路老弄堂。在江西宁都县黄石公社，他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种田，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抄本，一笔笔记入人物山川；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主义的作品。20岁那年，他被调到南昌的江西出版社参加连环画学习班，天天画连环画，非常开心不用种地了，就想从此做个连环画家。21岁以后，辗转到了苏北农村，还在一个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23岁那年，陈丹青插队已六载，竭尽全力争取南京商业局招收的装卸工名额，表填了，体检通过了，最后一分钟被否决，因为他是上海知青，招了他，就占了南京知青一个名额。陈丹青淋着大雨找县干部求告无效，发高烧，大病一场。

　　1978年，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两度进藏，画出了让他从此留名的中国油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西藏组画》。然后，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2000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执教。去国十八年，户口迁出上海则已经37年了。对上海这座城市，陈丹青说：“我浑身上下都是‘上海因子’，虽然不确知那是什么。我的‘处世方式’里布满了上海‘密码’，因为‘布满’，而且是‘密码’，反倒难以举证。”

　　风吹过来，还是上海的风

　　也许举这样一个例子可以管窥陈丹青的“上海情结”。出国11年后，1993年陈丹青回国探亲，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海街头吃碗阳春面。然而，沿街一溜早餐铺，哪里还见得着当年的阳春面？“我心里胃里登时没着没落地，多年梦想的回国剧情才刚开幕，这第一出戏岂不就得泡了汤乱了套了？”见他走进退出，幸亏有善解人意的老板娘喔哟一笑：现在没人吃阳春面啦，刚从外国回来吧？好，今天专门为你做一碗！

　　而后，他骑上父亲的“老坦克”自行车，摁着车铃穿弄堂，故意吃几个“弹簧屁股”，听座下的小弹簧“咯吱咯吱”响。

　　2000年的夏天，回国任教的陈丹青背着一只军挎包，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虽然高楼林立已不见当年的寻常巷陌，但他欢喜看见年轻人。街上正流行吊带衫，香肩无限，还有愣头小子踩在滑板车上呼啸而过。他觉得新新人类真是好看。

　　乡关处处，乡音无改，如果没有浩大的乡愁，没有浸染到骨子里的对这座城市的欢喜，怎么会有这么畅快的表达！

　　“上海对我非常重要，它是伟大的启蒙教师。”陈丹青说，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在别的地方。“上海使我与欧洲不隔，这是‘最大的影响’，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访伦敦巴黎这才明白。当然，‘油画’是上海于我的影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的上海老朋友：夏葆元、陈逸飞、林旭东、韩辛……瞧着他们的脸，我想起我是上海人，同时，莫名其妙想起油画。”

　　陈丹青回忆童年时在石门一路弄堂里的趣事：在弄堂口汗淋淋学会翻筋斗，且接连不停的翻它六七个，稍一站稳，晕着，喘着，耳听哪位路人经过叫声好呀、再来！毫不犹豫纳头扑倒，将巴掌抵住水泥地面斜着身子继续奋勇向前翻……“近年回上海，我总会绕到旧居所在的弄堂梦游似地走一圈。老家易主了，阳台上的盆栽、屋槽下的竹竿，都还是老样子，历历在目、历历可指，总算有旧可怀。伤感主义并非仅指心头的思绪，怀旧离不开‘物质’：去年，整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终于拆净，一片平荡荡瓦砾，断墙残垣半截不留，同任何将要动土的新工地没有两样。我茫然呆看，竟是品不出感伤的滋味。”喜欢在掌灯时分漫步走过哪条好弄堂走进去游荡的陈丹青，自称“像个鬼”，看人家收回晾出的衣服，门开门关，听弄堂外被隔离的市声。陈丹青说，这是一个50多岁的人的怀旧，个人的一些情感，不能太当真。但老家没了，“家”的感觉还在，“风吹过来，还是上海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