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日周年反思:火了"商品" 丢了"保护"

　　从去年起，国务院规定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到今年周岁了。同样兴起于去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潮依旧轰轰烈烈，但到底什么选上了、什么落选了，多数人并不知道。也许是为了复苏中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些许记忆，央视全力打造了纪念“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专题纪录片《年轮》。和者众，但动者少，不少人对“记录遗产”这件事的态度是“参观”，或者是“瞻仰”——对于距离如此遥远的事情，一边高谈发扬光大，一边只做是立此存照。

　　宜兴的紫砂壶制作技法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人不明白：全国的紫砂壶皆有铺天盖地之势，至少看上去这一物种还远没有到达“遗产”的地步，为什么相关人员依旧如此心急？“市场上的壶多了，说明需要的人多了，说明做紫砂壶有钱可赚了，但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代表紫砂壶制作技法能够被完整地传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桂珍制作紫砂壶超过50年，在她看来市场对于一种文化或是一种技艺产生强烈的关注，对于保护这件事来说不是坏事，也不是什么好事，“真正懂得紫砂壶的人，有，不多，市场上的反应大多来自盲目。需要廉价，需要‘大师’，好，10元一把的壶，不计其数的‘大师作品’，都有，都说自己是宜兴紫砂手工壶，但问题是哪儿有那么多紫砂，哪儿有那么多会做壶的人，现在不少壶是用模子翻出来的，图的是利润，很省事，但对技法传承来说，太有害了，能想象一个紫砂壶大师连基本的泥条都打不好吗？”周桂珍始终坚守着传统的紫砂工艺，一年的作品超不过两位数，其中的绝大部分被来自中国台湾或是日本的藏家收藏了，在周桂珍的记忆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宜兴收购、定制手工紫砂用品的就是这些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藏家对于紫砂壶制作技法的保护和传承产生的是真正的推动作用。”

　　有政府扶持，有市场支持，在看上去很美的条件下，身处其中的核心人物，感觉并不太好。“申遗”在火了商人、火了商品的同时，却也将保护这件事烧得变了形，到底该怎么保护？是留住大师的经典作品，是把产地开辟为新兴的旅游景区，还是用摄像机将一种工艺流程全程录下来就算完事……是炒作还是挽救，是个问题。

　　其实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流失，关注、叹息、痛心的人长久有之，只是真正将眼泪转变为口水进而化为汗水的人比较少罢了，黄永松就是少数愿意为此流汗的人之一。1971年，当黄永松创办《汉声》时，目标很单纯，就是想成为“传统民间文化的基因库”。但长达三十余年的坚持，使《汉声》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代表记录濒死文化的符号。

　　1997年，黄永松在浙江苍南县山村采访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叫“夹缬”的染布工艺，就是用夹板硬夹住来染布、做蓝印花布。而在此之前，在普遍的认识中，原本以为这个工艺已经失传了上千年。作坊主陈康算说，夹缬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而现代人又很少再使用这种布艺，因此，他决定要打掉染缸，关闭这个或许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夹缬作坊。听到这个决定，黄永松毅然决定买下一年的货：一千条。这样，作坊主就能继续保留这个工艺。随后，黄永松在《汉声·夹缬》一书的开篇，写下《千条夹缬》的开篇：认购夹缬，共同挽救这种即将失传的民间工艺。杂志出版之后，一片震动，甚至连浙江当地的学者都找到黄永松，表示想去参观夹缬作坊。夹缬活了，虽然不火。但一本杂志、一己之力挽救一种文化遗产，幸或不幸？如今的苍南县小山村已经被当地政府开发成为了一个旅游地，国家也对夹缬拨了款，但10年过去了，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了夹缬这种唐宋遗风？

　　市场和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媒体也做不到。

　　其实，拥有这份尴尬的远不止夹缬，“申遗”了若干批，每一项都是言之凿凿，每一项都是泪流满面，但过程就像在一截断木上用刀深深重刻年轮——一时深刻了，但不能改变的是断木的事实。不能怪罪相关部门“功利”，如果没有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恐怕文化遗产连变味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能怪罪一干平民“无知”，作为文化的创作者和载体，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隔阂和断代已经导致了相当所谓文化遗产丧失了发展或是活着的基础：有速食的超女快男，谁能静下心来体味昆曲中的莺红柳绿；有刺激的电脑电视，谁能长抒口气步入苏州园林……大环境变了，大背景没有了，而这一切都不是一个纪念日，或是一次“申遗”成功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坚持是好事，寻回那些蕴藏在文化遗产中的魂魄，也许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到的，可放弃很容易。何日能将国人与所谓文化遗产之间那道玻璃拿开，成全全国人与睽违过久的文化真谛的真正接触——历史断层，无可度越，唯有反思与坚持，才能使后辈永远有大眼界在。

几许苍凉

　　每到“文化遗产日”前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显得格外紧俏——有人忙着为它申报评奖，有人忙着为它举办论坛……然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含义？

　　人们是这样为“非物质遗产”下定义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礼仪、风俗、手工艺、建筑、计算以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口口相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特性，却也为保护工作增加了难度——怀揣绝技的老艺人被现代青年取代；祖传的民族图案被现代图案取代；民间的口头文学被现代网络文学取代；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品被现代日用品取代……面对传播手段更为高科技的“现代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迫退到了角落。尽管近几年，“申遗”如同“炒作”、“恶搞”这样的词一般，被当做社会流行语传诵、效仿着，但却依然不能抹去藏于其中的几许苍凉。

　　为钱所困

　　最近，安徽省黄山市出台了《皖南古民居认领保护办法》。按照规定，海内外人士可以认领保护古村落或单幢古建筑。在外人眼中，这一保护举措虽颇具创新性，却也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经济欠发达的皖南地区普遍为保护古民居所需的资金大伤脑筋，而由社会人士“领养”古民居也就成了破解经费不足问题的对策。

　　为钱所困，这正是许多文化遗产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比较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窘困”程度更甚——这之中，即便是入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的岳西高腔也不能例外。在“申遗”成功后，岳西高腔所在地政府和文化部门制定了保护计划，但他们向有关部门申报的670万元专项保护经费却始终没有着落。因为没有钱，相当数量的音像资料享受不到先进的存储手段；因为没有钱，相关的艺术研究和民间演出活动无法组织。如今，岳西高腔的保护还只是停留在少数热心人士的自发行动上。

　　与岳西高腔同命相连的还有同期入选国家“非遗”名录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由于《文物法》缺乏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规定，在2003年以前，智化寺京音乐的抢救工作都是在缺乏专项经费的背景下进行着。直到2004年，借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东风，智化寺才收到40多万元京音乐专项保护资金。2005年，相关部门专门拨付20多万元，尽管这一数字还难抵智化寺每年的经费预算，但在当年，这已经算是优待——在那一年，北京市对所有38个“申遗”项目的投入总额为400万元，其中还包括了普查费和宣传费。

　　水土不服

　　“羊群不复，面对演播厅的观众，枉然挥鞭，何来真的‘牧羊山歌’？手握刹把，用大铲斗一下子可以轻易挪动几立方米冻土时，你还能唱得出打夯号子吗？在迷睛晃眼的舞台灯光下，谁能听得出哀痛带泪的真正黑色的《想亲娘》？现在所复活的已经不是真正的传统音乐了。离开了彼情彼景，原生态就不复存在了。”一位热心于“非遗”保护的网友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的确如此。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社会群体、日常习俗密切相关，脱离了这些人文条件，它们也不可能孤立存活。河北蔚县剪纸的原生态是民间窗花，这与当地的古堡民居、气候、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封闭的八百古堡，就没有窗花；没有各古堡的古庙与戏台，就没有窗花中的图样。换句话说，这窗花是表象，而古堡民居、民俗才是根本。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拍录看做保护，事实上，这只是博物馆式的保存，“非遗”保护真正需要的是活态传承、生态保护。如若不然，它们就会像一些文化大院，由于无人居住，其原生态文化丢掉了，大院成了“死景”。

　　如果将“已经死去”的有形文化遗产比作“鱼干”，那么，无形文化遗产则是一条“活鱼”。前者的保护方式主要是防腐，而后者的保护方式主要是养生。将无形文化遗产搜集并记录下来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做成标本存入库房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后继乏人

　　“老一辈儿”干不动了，“新一代”却不见踪影。后继乏人、人走艺亡，这似乎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宿命与“咒语”。

　　仅仅是在北京，有数字显示，300种京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00多位传承人，这之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据八成，说得上名字的，譬如“脸谱双”双起翔、“风车梁”梁俊、“面人汤”汤夙国、“古琴田”田双琨都已七八十岁。据媒体报道，有“盔头刘”之称的刘森溥已年过八旬，这位能做出148种盔头的老艺人也面临着技艺失传的尴尬。他曾经收过不少徒弟，有的嫌赚钱少走了，有的耐不住寂寞走了，而跟在身边二十多年的4个徒弟中，最小的也年逾五旬。

　　在黑龙江，青牛葫芦制作、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工尺谱”都是几代“单传”；满族的东海莽式舞、齐齐哈尔木板书等传人寥寥无几；能流畅使用鄂伦春族、满族、赫哲族等民族语言的均是老年人；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老人们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黑龙江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郭崇林至今都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见到了满族萨满神话的传承人——87岁的傅英红。当时，老人家曾不无忧虑地说：“你们要是不记下来（指萨满神话），我可就都带走了！”

　　在“非遗”丰富的西藏，随着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歌声不再；因为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目前仅有一位老人还掌握着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独有的传统铁雕技术；日喀则地区康马县朗巴村过去曾是指定迎请班禅时跳谐钦舞的村子之一，但现在会跳这种舞蹈的只有几位老艺人……

　　权属成谜

　　1993年，德国谜乐团在他们的一首歌曲中撷取了《饮酒欢乐歌》的原音，大受欢迎，创下了数百万张碟的惊人销量。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美丽的旋律竟来自中国台湾阿美族的郭英男。直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使用谜乐团的这首歌作为主题曲，才引发了世界性原住民族音乐著作及权益的争议话题。此后，历经3年波折，郭英男最终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在台湾政治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教授刘江彬看来，此案所反映出的先进工业国家与原住民族之间的冲突，不仅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取得及运用，商业化后的利益分配、权利归属是后续的一大问题，这也凸显了现行法律规范的不足之处。权属关系不理清，保护又从何谈起？发人深省的是，在郭英男得到补偿后，阿美族内部又产生了新的纷争：《饮酒欢乐歌》究竟是属于郭英男个人，还是属于整个阿美族？谁也不曾想到，一支名为“谜”的乐团却真的引出了一个谜团。

　　事实上，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归属不明，当日本公司抢注我国古典名著游戏商标事件轰动全国时，国内动漫业界却“集体失声”，只有一家服装企业和一家商标代理所“出马拦截”。

　　海外遗珠

　　细数一下，研究我国鲜卑文化和敦煌艺术的物质性历史资料在英国和美国；俄罗斯、日本与韩国相继成为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的前卫国家；最早发现的湖南滩头年画现存在德国和日本收藏家的宝库中……除此之外，流失海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物还有很多。

　　在深圳拥有私人博物馆的管祥麟曾经回忆道，1999年，他慕名前往贵州元江村寻觅苗族传统服饰，但当地人说，早在他之前，一个美国人就已经以9万元人民币将这个村子近600人的嫁衣全部收走了。如今，这些文物的价值已经是市价2亿多元人民币。在人们尚未醒来的时候，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流失海外。

　　“美国迪斯尼公司将我国的《木兰辞》改编成动画片，票房收入高达3亿美元。演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但中国人去看还得掏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吴汉东教授形象地说。

　　不仅如此，据吴汉东介绍说，我国中药业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据统计，在国际中药市场每年160亿美元的销售额中，我国仅占3%左右，其中的70%还局限在亚洲市场。

　　本版撰文 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