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哨兵》因岁月而浓郁的芬芳(图)

1963年人艺版《霓虹灯下的哨兵》。导演欧阳山尊、夏淳

在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下，《霓虹灯下的哨兵》被改编成电影

　　■话剧舞台不仅展现了艺术的精彩，同时也成为出人出戏的宝藏。

　　■1962年上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作为一出好戏，它屡屡被“复制”；作为一个好故事，它滋养了几代人，芬芳不绝。

　　■时代上世纪六十年代

　　■关键词 芬芳留传

　　■代表剧目霓虹灯下的哨兵

　　■许世友让人告诉沈西蒙，戏“完成不好就不要回南京了”

　　195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以8500字的篇幅发表了吕兴臣写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0年5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赴浙江舟山视察部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剧作家沈西蒙陪同前往。返回时路过上海，上海警备区王必成司令员请许世友吃便饭，要沈西蒙陪同前去。结果吃饭时，王必成对他说：“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啊。”沈西蒙就回答说：“司令讲了，我坚决执行；但我有个条件，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据说，随后王必成打电话给许世友，报告他“扣”下沈西蒙的缘由。许世友连声说好，还要王必成告诉沈西蒙，任务完成不好就不要回南京了。

　　沈西蒙回南京没几天，就重返上海，剃了个光头，住到八连一班当兵体验生活，一蹲就是40天。不久，沈西蒙执笔写出了话剧剧本《南京路进行曲》。在修改过程中，剧名曾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后在前线话剧团排演中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前线话剧团成功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荣立南京军区二等功，演赵大大的袁岳、演连长鲁大成的宫子丕、演老班长洪满堂的刘鸿声以及春妮扮演者陶玉玲四人获得特别嘉奖

　　著名演员刘子枫1963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到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任演员。他去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上海的首演。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剧场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一千多名观众，“我现在还记得宫子丕演的连长鲁大成，他打拍子的那个劲儿，一看就是部队出来的；陶玉玲演的春妮，很年轻、淳朴，甚至阿香的黑瘦形象我都还记得。”由于是戏剧学院学表演的，刘子枫坦言当年对前线话剧团“很崇拜”。《霓虹灯下的哨兵》曾与上海剧协联谊，在文艺会堂他和“赵大大”袁岳坐在一起，而这一大明星竟然对他说，“我看过你演的列宁。”

　　由于前线话剧团成功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被评为南京军区二等功臣，演赵大大的袁岳、演连长鲁大成的宫子丕、演老班长洪满堂的刘鸿声以及春妮扮演者陶玉玲四人获得特别嘉奖。

　　而在谈到上海首演成功的原因时，袁岳解释说，“我们本来就是演员，打过仗、巡逻过、放过哨、行过军，对部队也很熟悉。我们不是为当演员而演戏，不是为做作而做作，也不是为塑造性格而塑造性格。”

　　演春妮的陶玉玲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时不到30岁，却要演“支前模范”的新婚农妇，但这一形象至今让不少人记忆犹新。她告诉记者，“我在十八九岁时带职入伍，跟着部队到山东当文化教员，住在乡下一个五保户家半年，挑水、干活；定下来演春妮后又到好八连体验生活一个月，这也是所有女演员中唯一的一个。虽然我的三场戏加起来不到半小时，但多少年了人们还记得春妮，说明与之前我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毛主席说“我要看原版的”。当舞台上把童阿男找回来后开忆苦会时，毛主席两次用手在脸上抹眼泪。周总理请演员们到家里吃饭，每人走时交了半斤粮票

　　1963年11月20日，南京军区首长来到前线话剧团，传达总政治部首长的指示，要话剧团马上去北京，为毛主席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而袁岳则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周总理说全国有一百多个剧团都能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请毛主席也看一看，而主席说“我要看原版的”。

　　据闻伟1994年1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回忆，当时总政首长向毛主席介绍了编剧沈西蒙和前线话剧团团长张泽易。介绍之后，毛主席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说了一句：“我的名誉不好啊，都说我不看话剧。”原来，前线话剧团1959年演出的话剧《东进序曲》进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后，一位年轻女演员邀请毛主席到怀仁堂看演出，结果主席说“我没有工夫”。而在这少有的一次观看中，毛主席提出“中间不要休息”的要求，看完《霓虹灯下的哨兵》并上台接见演员，随后同大家合影留念。

　　

　　而根据沈西蒙回忆，“当把童阿男找回来后开忆苦会时，毛主席两次用手在脸上抹眼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大学生罗克文被特务打伤后，在医院里要输血，童阿男主动来献血，罗克文的母亲说‘我要向解放军磕头’，戏演到这里时，毛主席鼓起掌来……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走上舞台，在台上来回走了好几遍，同所有的演员都握了手。就是这次看了《哨兵》的演出，毛主席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让袁岳记忆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了七场演出，“他是内行，对服装、造型、表演都有自己的看法。在首都剧场为文艺界人士演出的那一场，我在第三幕候场时，周总理在观众席大声讲话，问大家这部戏好不好，台下都说‘好’。”而那一次，剧组谢幕居然达到七次。

　　周总理每次看完演出后，经常会召集田汉、周扬等人开现场会，他本人并不只说好，而总能看出一些问题。袁岳举例说，“有一次总理提出来，剧中春妮给指导员路华的信中说自己和陈喜‘两小无猜’，他就说，‘春妮有多高文化程度？应该就是能认字，但说这个成语应有中学文化。不过我只是这样提一下，大家想成熟了再改’。”周总理第四次看演出时提出，赵大大在第二场戏中捡到钱包，结果第八场才还给卷发女人，“中间至少有两三天时间，为什么当天没有上交？”袁岳形容当时大家听到这个意见的反应是，“全体无地自容。多少领导和普通观众都看了，就周总理看出来并说了出来，让人心服口服。”

　　而最让袁岳和陶玉玲铭记终生的是，周总理居然在1963年请演员们到家里吃饭，作陪的有陈毅元帅、罗瑞卿大将、邓颖超等。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袁岳回忆，“当时去了二十多个人，要吃十斤粮票左右，而总理一月才27斤，我们在部队38斤，比总理还高。所以总理说了，每人走的时候要交半斤粮票，我们都交了。”而综合《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的种种“奇遇”，陶玉玲感慨地说，“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在1960年代众多军旅题材的话剧中，可能当时看来这个剧本并不比其他的重，但多年后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1963年，周恩来总理专门约见夏衍、沈西蒙、漠雁等人，当面交待夏衍，要他负责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成电影，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能换。同年秋，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南京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任编剧、30多位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套人马，在八连实地拍摄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卢敏认为，《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因为“在1960年代众多军旅题材的话剧中，可能当时看来剧本并不比其他的重，但多年后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现在很多人也像陈喜一样，升官或提职称的环境变化就让他们找不着北了。”而陶玉玲觉得“拒腐蚀，永不沾”很有现实意义，“现在不少人不就倒在了美女、金钱的香风中了吗？”在袁岳看来，“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而随着环境变化，我们可能会丧失警惕性”。

　　　孙海英在2006电视剧版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演鲁大成。他说自己小时候就看过电影，印象很深，而1978年在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时，还演过里边的特务非非和排长陈喜，演了二十多场。近30年后重演里边的角色，孙海英把它视作是“纪念的方式”。

　　

　　在谈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价值时，孙海英如此回答，“现在不少人不知道生活的本质是什么，过于追求奢侈的生活，而这部话剧表现了心灵的真实和健康，而所有话剧都应歌颂这样的东西。”他还直言现在与当时的时代有些地方很相像，“既需要安定的环境，而又有新的霓虹灯在闪耀。”(张玉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