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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国家大剧院预计今年9月份开始试演出

  “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要在尽可能多的表演艺术门类中,用尽可能好的节目,为尽可能广的人群,提供尽可能优的服务,体现人民性。”——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

  建设历时9年、国家“十五”规划最大的文化工程——国家大剧院将在6月中旬实现外部整体亮相。

近日,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向本报记者透露,国家大剧院7月底基本完工,具备使用条件,9月份开始试演出。“但是,这没有最后的时间表,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5月底的北京长安街,骄阳打在国家大剧院钛合金板拼成的半椭圆形大穹体的屋顶上,熠熠发光。走进国家大剧院的围墙,北广场已经基本绿化完毕,银杏、国槐、玉兰、白皮松等树木都已栽培,国家大剧院主体建筑外环绕着的人工湖也已经试水成功,整个环境有了文化休闲广场的基本氛围。

  走进大剧院,1500余名工人正在国家大剧院内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来自浙江的小钟师傅,正用毛笔蘸着颜料把音乐厅朱红色大门上的钉子涂上与门板一样的颜色,“即便是一个钉子也要精益求精、不露痕迹,希望国家大剧院的每个地方都是完美的。”

  眼看孵化了9年的“巨蛋”到了破壳而出的时候,王争鸣终于等来了中央关于“谁是国家大剧院主管和性质”的最终决定——大剧院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实行事业管理,企业化运营,其经营管理由北京市负责。

  “北京市和文化部密切合作”

  国家大剧院“主管”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始于2003年。

  当时,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在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呼吁:“眼下最急迫的问题应是尽快确定大剧院的体制及主管部门。鉴于今后的管理和运营会比硬件建设更加复杂,剧院管理体制及主管部门若再不抓紧确定,许多必要工作就将延误,将无法与工程计划密切配合衔接。”

  吴祖强说,1958年,文化部就下设了国家大剧院筹备委员会,虽然国家大剧院最早从“十大建筑”中下马,但筹委会一直保留在文化部。到了1987年,万里为大剧院工程重新上马召集一次会议,他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吴祖强说,当时没上马的部分原因是第一次申奥没成功,财力不足。第二次重新上马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正式确定下来。到1998年1月,成立了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文化部的大剧院筹备委员会并入其中,同时成立了艺术委员会,吴祖强任主任。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由建设部、文化部、北京市组成。北京市抽调的两人是万嗣全和王争鸣,王争鸣被任命为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

  2004年,吴祖强在政协提案中提出,大剧院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主管应该是文化部。他认为,文化部有先天优势,“比如,文化部对内可以组织文艺调演,对外可以进行政府间文化交流。这样才能保证大剧院的档次,毕竟代表了国家形象”。基于此,他对地方政府管理国家大剧院“犯嘀咕”:“交给地方来管有很多不方便之处,除了对外演出联络外,如何对待兄弟省市、如何挑选节目、如何对待国家院团,北京市也会很挠头”。直到去年两会上,吴祖强还在坚持提案,但多次呼吁都没有明确答复。

  不久前,中央决定国家大剧院后期建设和管理归北京市。对于这个决定,吴祖强仔细思索后认为“还是有道理”。因为,国家大剧院开门和今后建设需要很多财政投入,文化部申请财政部补贴不一定能满足。而北京市则有“地主”之利,如果没有北京市参与,大剧院的这9年建设绝不会这么顺利。同时,任命的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曾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馆长,东城区文化文物局局长,东城区委书记,对文学艺术比较热爱,对北京市管理也比较熟悉。

  王争鸣认为,北京市或文化部主管大剧院都各有优势,既然已经决定由北京市管理就要努力管好。“其实,由北京市来管离不开文化部的支持。”

  王争鸣说,文化部态度一直比较积极,明确表态全力支持北京市的工作。他透露,大剧院建成后,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还会继续存在,只不过在人员上会有些调整。文化部将提名一些艺术家组成新一届艺术委员会。该艺术委员会将在大剧院的节目选择、剧院经营管理上提出一些建议。

  吴祖强说,文化部要在各个方面帮助北京市一起保证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艺术平台的性质和方向。文化部需要把握方针政策,可以调动国内的演出资源,联系对外演出,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需要文化部的支持。

  “北京市和文化部密切合作,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没有权利把这个事情做不好,只有努力把它做好,为国家大剧院开一个好头,树立起规范的形象,这是我们的义务,要认真对待。”吴祖强说。

  低票价与站席体现“人民性”

  到目前为止,国家大剧院投资的26.88亿元快要用完,王争鸣说,国家同意再追加投资3个亿。大规模投资一直是公众争议的焦点,曾有人把这笔钱折合到6000个座椅上,每个座椅约合75万元。那么,大剧院建成后到底为谁服务?

  “中央已经明确,大剧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基于这个性质,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要在尽可能多的表演艺术门类中,用尽可能好的节目,为尽可能广的人群,提供尽可能优的服务,体现人民性。”王争鸣的“四个尽可能”说得很恳切。

  吴祖强一直坚持认为大剧院要坚持公益性。他说,大剧院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要对纳税人有所回报。“我们不是靠大剧院来赚钱,而是靠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水平和修养,跟国内外艺术团体加强沟通和交流,发挥作为文化单位的表率作用。”

  王争鸣提出,公益性的国家大剧院不能一切向钱看,不然结果就是高票价,像“三高”演唱会,几万块钱一张票。他说,国家大剧院的票价定位要走“低价位路线”。

  在“低价位路线”下,资金从何而来?王争鸣指出了大剧院的“三笔钱”。第一笔,政府补贴。由中央财政和北京市财政共同出资,政府补贴越多,票价就越低。第二笔,自营收入。包括商业性演出和多种经营,比如票款收入、展览、承接国际会议、旅游、餐饮等自主经营。第三笔,自筹社会赞助。大剧院成立以后设立艺术发展基金,企业和个人可以对某场节目进行定向赞助,也可以向基金会进行非定向赞助。

  “当然,每场演出的票价到底是多少,还与市场供求和演出制作成本相关联。所以,低票价不能绝对化理解为绝对便宜。只是我们会利用经营手法,在同等条件下,降低票价。”王争鸣说。

  就在不久前,王争鸣还为“低价位路线”提出了“国家大剧院设少量站席,10块、20块钱就可以入场”的设想,“站票”说法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公众关注。特别是刘心武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一篇《拒绝站票》的文章,又引发一轮对“大剧院建成后到底为谁服务?”的争论。

  刘心武在文章中说,在国家大剧院里,坐着看演出还是站着看演出,这是个严重的涉及公民尊严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演出团体或具有魅力的艺术家大受欢迎而又无法延长演出日期,坐席售罄后,应一些观众强烈要求,适当加售一些站票,还可以理解。购买站票出于自愿当然也就甘于屈尊站立,但如果是大剧院公然发售常规性站票,那就是对穷人,或者说低收入者尊严的一种伤害。

  还有网友认为,站着看演出也没有什么,在艺术的感染下,买“站票”的普通人甚至有可能不会去“妒忌”那些舒舒服服坐着欣赏的有钱人。但是,区区站席实在是杯水车薪,门外众多买不起“坐票”又没买到“站票”的人将怎么办?花全体纳税人的钱建起的国家大剧院,却成为少数富有阶层的“专场”,大多数公众被拒之门外——这种状况,令人遗憾和叹息。

  王争鸣认为,“站票”不存在歧视或伤害尊严的问题。他说,“站票”对于那些想看演出、又不想多花钱的人来说是件好事情。比如,在校或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花100多元听一场音乐会,经济上可能有些困难,现在花10元买站票就能站着听一场高水平音乐会,有什么不好?“让经济不富裕的人进来站着看演出,总比不让他们进来看强得多。”

  吴祖强也同样认为,站票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也不意味着“穷人是站票,阔人是坐票”。在国外,站票很普遍,又便宜又可以欣赏高水平演出。

  “设立站票就是体现人民性理念,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用最少的钱观看最高水平的演出。”王争鸣说。

  “活体的文化艺术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国家大剧院是中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是中外文化表演交流中心,也理应成为大众接受艺术文化教育的平台。对此,国家大剧院已经做好准备。

  王争鸣介绍,大剧院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向公众普及剧场知识。

  目前,在我国剧场演出中,观众大多是进大门,进入演出大厅,找位置坐下,然后就是看演出,演出休息期间,观众可以在不大的前厅转转。

  而国家大剧院则将全面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公众不仅可以欣赏演出,还能够看到舞台、后台以及节目的排练场。国家大剧院中各个剧场的舞台均属“世界先进”。以歌剧院舞台为例,四个舞台都可以“升、降、推、拉、转”,演出时吊杆上下翻飞,大剧院准备专门编排一套“舞台奏鸣曲”演示舞台、吊杆不同的矩阵组合方式。同时,观众还可以透过大排练场透明的大玻璃,看到节目的排练过程,也由此了解剧场演出幕后的故事。

  在吴祖强眼中,大剧院应该是一个“活体的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大剧院中,可以开设艺术书店,配备图书、资料,进行讲座,举办艺术教育活动,“应该用开放的文化教育思路建设国家大剧院。”吴祖强说。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大剧院“请什么人来演”。一定是世界几大知名交响乐团、几大知名芭蕾舞团、几大知名歌剧团吗?

  王争鸣认为,“不一定!”“并非只有所谓的‘高雅艺术’才能进入大剧院。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每年都会举办一两场摇滚乐演出,大剧院演出也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只要不是热歌劲舞,都可以进入大剧院。”

  据透露,国家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已在紧锣密鼓的联系当中,目前国内和国外众多知名院团都与国家大剧院进行接触与沟通,谁将赢得国家大剧院的“首演”?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不会太久。 (本报记者 文静)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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