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情和过节

蔡元培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校格，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可以作为学术自由讨论，从而聚首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担当的。后来，他虽然和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不愉快的“过节”，但是，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殊途同归。他一生救助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史应该铭记他的不朽功德。

　　卓见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给大学下了最精辟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他相信各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不应对其存有偏见。他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应该为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学术发展的空间。他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一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他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10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他和陈独秀有过交往，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推翻满清反动政府，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就任校长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和《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在北大以锋不可挡之势而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鲜空气。他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二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直被作为异端邪说受到排斥和压抑，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思想，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严词恫吓，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武人的森然可怖的刀刃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

　　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