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淮生告诉记者，父亲对与毛主席的这段交往非常怀念，也特别引以为豪。即使后来受到了批评，甚到丢官赋闲，这段感情也没有改变。邓淮生手指一张合影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也是父亲与毛主席最后一次合影。
两位老战友在私人感情上没的说，可在关键问题上都很“固执”，坚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闹得很不愉快。早在1955年年底，邓子恢就因农业问题受到批评，但他不唯上，不唯权，无私无畏，敢于“顶撞”毛泽东。可是在家里，邓子恢从不向子女谈及这些矛盾，特别注意组织原则，特别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形象。
邓淮生平时长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在那段不顺心的日子里，他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沉思，子女们都不敢上前打扰，一是怕打乱他的思路，二是不愿意去触及他的伤心事。邓淮生所能做的就是陪父亲下下棋，帮着散散心。不过有一次，邓淮生实在憋不住了，大胆发问。
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天，已考入哈军工大学的邓淮生因病在家休养。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后，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在农业问题上要放宽政策。随后开了广州会议，中央定了农村60条，有些地方的农民允许有自留地，可以养鸡了。1962年初，在有些省份出现了“责任田”。当时，《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老实讲，邓淮生当时只关注这些争论的表面，还不能深刻的理解争论的本质。一天，邓子恢正巧在家，他知道父亲在农业问题上有着精深的研究，也知道父亲因农业问题挨了批评，以至于自己很长时间不敢触及“农业”二字，这一回邓淮生决定鼓起勇气向父亲发问：报上说的这些责任田、包产到户都是什么意思？出乎意料，邓子恢听后非常平静，既没有伤心也没有沉默，更没有抱怨、发牢骚，只是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制没变啊！好比工人计时做工和计件做工，单位时间内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也一样，一年内交多少粮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农民种地为何不能也采取这种办法？”
这是邓淮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父亲请教包产到户的问题，父亲的解释虽不能让他完全听懂，但父亲不随波逐流、不说违心话，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令其终生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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