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我所知道的毛岸英之死(图)

　　“关于毛岸英牺牲，这几年各种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历过朝鲜战争的人，有责任把了解到的真相公布出来，这也是对历史负责。

”参加朝鲜战争那年，王天成只有17岁;现在王天成是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当年是原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1980年，根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指示，王天成与杨凤安（朝鲜战争时期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编写出版了《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为了了解毛岸英之死，王天成当年走访了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大家对毛岸英殉难之事记忆犹新。但遗憾的是，经过这么多年，这几位当年曾与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战友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因身体原因，已无法亲笔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所以既采访过这些当事人、又对美国战史有研究的王天成便成了讲述这段历史的最佳人选。

　　神秘的翻译

　　毛岸英入朝作战的事情，在当年是极为保密的，除了彭德怀等高层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毛岸英的真实身份。

　　毛岸英到朝鲜战场后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他并无作战任务，但也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那时去志愿军司令部开会的人，总见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列席会议，并不时参与发言，但都不知道他是谁。有一次开作战会，杨迪（注: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看到一个大个子坐在彭德怀身边，觉得这个翻译不太寻常。会后他问丁甘如（注:原作战处处长），这是什么人？丁甘如回答，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

　　我们后来才知道，毛岸英是最早一批跟随彭德怀准备入朝作战的人。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几天后，贴身警卫杨凤安接到彭德怀电话，让他也急速赴京。

　　10月14日，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受军委办公厅之托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印章的杨凤安，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彭总会面。也就在这里，杨凤安第一次见到了毛岸英，个头高高的毛岸英给杨凤安留下很好的印象，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稳重而有风度，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儿子就有特殊感觉。

　　10月19日傍晚，彭总急于与金日成首相会见以了解战况，就带着杨凤安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在10月23日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任荣将军后来还回忆，出发前，上级对他说，有位俄文翻译搭乘你的车。一上车，任荣就觉得这位俄文翻译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两人一问一答交谈了好久，翻译告诉他，自己新婚不久，父亲支持他来朝鲜。任荣说当时只是对这位知书达理的俄文翻译颇有好感，同时又觉得他父亲思想很进步，至于他父亲是谁，任荣将军既没问，也没想到要问。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

　　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会合后，成立了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就成了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毛岸英的一切背景只有彭总、邓华、洪学智和彭总办公室的人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他既没配枪，也没有查哨任务。

　　白天，毛岸英和大家都在彭总办公室工作，晚上彭总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毛岸英和杨凤安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睡觉。不到一周，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平时吃的饭是粗高粱米，也没青菜。彭德怀对毛岸英很关心，多次提出让毛岸英和他一起吃饭，但毛岸英都谢绝了。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毛岸英也爱读书。他带了许多书到朝鲜，深夜点蜡看两三个小时的书。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爱护他，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了他。毛岸英最后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这件大衣。

　　那时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叫拉佐瓦耶夫，很懂军事。1950年11月7日，金日成与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面，毛岸英第一次担任翻译。毛岸英在苏联呆了很多年，他用流利的俄语向苏联大使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彭总和大使对毛岸英的翻译都很满意。会谈结束后，大家提议，让岸英整理后交给毛主席，岸英马上在办公室的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可惜的是，记录还没寄出去，他却牺牲了。